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分析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研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明确我国制造业国际地位及其核心优势,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反映绝对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增加值,国际市场占有率以及反映相对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四项显示性指标,综合考察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中国制造“低端锁定”破局之路:基于国内外双循环的新视角

随全球分工网络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借助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服务持续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附加值获取能力。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并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态整体符合"微笑曲线"特征,且存在整体下移和扁平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链长利薄困境,面临着价值链曲线的链内底部锁定和链段整体下移的双重"低端锁定"风险。在传统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上下游生产长度基础上,引入以国内分工为主的国内价值链,构造反映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价值链参与度,对比单一全球价值链和双重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发现,参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增加值率有显著提升,其提升效用稳定高于企业单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果。首次论证了依托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分工,从价值链的链段整体攀升和链条位置升级两个方面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制造业依托国内外双循环走出"低端锁定"困境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它在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正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注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先是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相结合的产物,正确地理解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核算体系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On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ing the family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SR

The joint efforts in the USSR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State Statistical Commission to develop projections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viet population are described. The projections, based on official data for th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s in 1987, are for the years 1991, 1996, 2001, and 2006.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 in the problem of the nile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 in the problem of the Nile is treated as a decision problem with squared error loss, It is shown that the minimum risk scale equivariant estimator dominates the incomplete sufficient unbiased estimators considered by Iwase and Seto, Sharper bounds for the equivariant estimator are derived which may be used to obtain the values of the same from the sample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Demographic policy in the light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Twenty-six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USSR is moving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type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not because of any governmental measures but as a reaction to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At present there is a reduction in the population cohort of working age. This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product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is increasing; we must involve them mor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monitoring the service sphere, for instance.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has declined sharply in the USSR, especially since World War II. The birthrate has also dropped, but it is still higher than in the US, France, or West Germany. Some authorities think that this (the ZPG) is a good idea, but this author thinks it is a bad idea, meaning a drop in society's productive forces. We need an active demographic policy, meaning one which ensures optimal reprod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n improvement in its health, culture, and living standard. The policy must be differentiated, as conditions vary from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to another. An example is the 1981 decree on assistance to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hich provides for payments of 35-50 rubles/month to mothers who must stay home to look after childr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per family to ensure reproduction must be 2.6 on the average.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family sizes of 4-5 children are anticipated, but in the RSFSR, Ukraine, Belorussia, and the Baltic republics the anticipated size of families is rather low.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alter this by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families with children.     

回归分析法在家庭消费分析中的应用探讨

家庭消费的分析,是整个消费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有助于揭示家庭消费变化的趋势,而且可以为消费品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本文结合浙江省农民家庭消费的实际,对回归分析方法在农民家庭消费分析中的应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农民家庭消费收入弹性的回归分析 农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化,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但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大。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Engel)曾在研究有关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尽管恩格尔定律在我国农民家庭消费分析中的适用性问题     

关于投资效果系数的计算问题——与徐衡同志商榷

徐衡同志《没资效果计量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我的一篇他文中关于投资效果系数的计算方法,以及投资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表述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从剖析一个经济方程式入手,首先对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教授的下列方程式表     

从职工家计调查的超级汇总展望今后统计计算的现代化

辽宁省职工家庭生活调查,从1981年一季度开始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全省六个调查城市的1,260户的分户资料进行超级汇总,至今已届三年。根据这三年的实践,对于今后统计计算现代化的有关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经济体制改革与统计工作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方针政策。它对指导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我国统计工作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