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因素分析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安置区搬迁户和本地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从家庭、社区两个层面探究多维贫困的原因。依据实地调研数据,使用AF方法,研究发现:1.两类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特征的多维贫困,本地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搬迁户;2.收入、非农经营、信贷便利、培训、土地面积对两类群体的多维贫困有正向影响。此外,家庭规模、抚养比和交通状况显著影响本地户的多维贫困,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农林生产、社会关系、村务参与显著影响搬迁户的多维贫困;3.收入主要通过教育、技能、就业、健康、住房影响多维贫困,非农经营有助于降低陷入教育、技能、就业、健康、饮水、住房贫困的概率;信贷便利与陷入教育、健康、饮水、资产贫困的概率成反比;培训有助于降低陷入技能、饮水、能源贫困的概率。     

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研究

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下,将家庭按非时变特征划分队列,利用队列分解方法识别家庭资产的累积风险冲击,据此构造一种测度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新方法。随后,采用2000—2015年CHNS数据,通过构建资产指数对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并在队列层面予以分解汇总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收入贫困脆弱性,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更为接近实际的贫困发生率,印证了基于资产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可靠性;年轻组和年老组家庭更脆弱,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最脆弱,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脆弱;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但水平效应依然占主导。意味着,在贫困识别过程中应该将家庭资产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刺激居民家庭资产积累的减贫政策更为关键。     

灰色关联分位评价方法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为了提升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准确性,文章聚焦贫困的多维属性,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类新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该方法将被测主体视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利用几何特征对比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双重临界值,降低了临界值选取对识别结果的主观影响,以分位数指标为基础实现了对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同时拓展了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讨论了识别结果的加总与分解,建立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分布指数与多维贫困深度指数。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市,但是贫困分布和贫困深度差距不大,各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和城乡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

文章基于CFPS的4期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法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并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研究发现：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依次为21.52%、19.94%、17.18%和5.09%,有的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的并非贫困家庭,但存在很高的贫困脆弱性。高波动（HV）型的贫困脆弱性发生率高于低均值（LM）型,消费波动导致较高的贫困脆弱性;而LM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高于HV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LM型家庭多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由动态分解发现,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脱脆效应逐年大幅降低,返脆发生率也在逐渐降低但变化程度较小。长期脆弱发生率也在不断降低,但长期处于贫困脆弱性的家庭仍占不小的比例。     

亲贫困增长测度研究述评

阐述亲贫困增长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目的在于总结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的主要理论成果。有关亲贫困增长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七种,都是从收入增长率变动或贫困指数变动角度进行构建。现有文献研究从收入维来测度亲贫困增长,有关多维度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相应地也可以从多维角度分解经济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目前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都是基于匿名性假定,如何考虑非匿名性情况下的亲贫困增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3—2019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相关数据，采用AF方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分布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扶贫减贫效果显著，2019年重度多维相对贫困省份已经消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维度的减贫效果最为明显，社会发展维度次之，而生态环境维度在减贫过程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总体基尼系数跨度较大并且下降明显，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在缩小；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总体发展态势与三大地区的发展态势具有空间上的一致性。总体来看，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整体状况有所改善，绝对差距也在缩小。     

多维极化的测度:新的方法及其应用

鉴于现有多维极化测度方法未能体现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引入余弦相似度,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提出了新的多维极化测度方法。该方法还可以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能够分析每个维度及其变动对多维极化的贡献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从收入、财产、交通通信支出和受教育水平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之间的多维极化。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长期多维极化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交通通信支出和收入三个维度的极化效应是主要原因,而财产极化效应不利于多维极化的下降。     

贫困的多维测度研究述评

贫困与福利问题的定量研究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描摹贫困的状态及其程度。传统的单纯考察货币性指标的方法已不适应社会对贫困测度质量的要求,因此包含更多非货币性指标的多维模型应运而生。此类模型多建立在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之上,总体思路是构造综合性的贫困指数,但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维度与指标设计体系方案以及数学处理方法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文章通过梳理贫困多维测度的有关文献,辨析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他们的优劣进行了评判,为探索更理想的测度模型奠定了基础。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农村居民收入周期趋势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索农村居民收入的周期趋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采用B-N分解法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变量进行了周期趋势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具有基钦短周期与朱格拉中周期的混合型特征,具有稳健的确定趋势及波动渐弱的随机趋势.影响因素变量的周期与其具有协同性,确定趋势与其具有长期关联性,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稳定的物价、不断改善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长期财政支农政策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摘　　要: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     

家庭等价规模与收入贫困的精准识别

借鉴家庭等价规模(Equivalent Scale)国际前沿测度方法,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结合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国情,充分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消费异质性和家庭整体消费的规模经济性,对中国居民家庭等价规模进行了测度,并基于该测度结果研究了等价规模对收入贫困精准识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衡量贫困时忽略等价规模,会造成对贫困测度指标的高估,从而导致对弱势群体分析结果的实质性偏差,对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其它公共福利政策造成误导。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