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框架下SBM模型基础上分解GML指数得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我国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就业率、产业结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严格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我国东中部有负相关影响.     

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物流业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代表供给的物流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大,而代表需求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作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志,“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文章以湖北省为例,通过计算2004-2013年间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全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4大类:城镇化水平高的武汉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鄂州市、随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宜昌市;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十堰市、潜江市、孝感市、咸宁市、荆州市、荆门市;以及城镇化水平低的随州市、仙桃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黄冈市、天门市.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