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辽宁省2003—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两市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位于辽宁省前例,其余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与沈阳、大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沈阳和大连两市已达到了初级协调耦合水平,鞍山、辽阳、盘锦、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外围中小城市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依次递减的格局。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空间差异

文章以中原城市群53个县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复合指标法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变异系数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发展度、均衡发展度及其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其耦合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未来应坚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注重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合理扩张与高效集约利用,着力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住与社会保障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性及测度方法研究

尽管对于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农村城镇化过程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这一过程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变化 ,使人类进入更高的文明世界。历史证明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 ,经济发展同样呈现出加快的趋势。这是因为城镇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即变个体与自然的生活、生产联系为社会形态的社会群体与自然的生活、生产的联系。城镇作为人类大自然的一种有机构成部分 ,以其全新的方式整合着人的群体关系 ,在改造自然界和重新组合人工自然物的过程中 ,使一定地域…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镇化问题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旨在强调人本管理,城镇化的核心突出以“人”为上.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文章着重从人口城镇化进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三个方向的发展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不均衡,城乡二元制阻碍人口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固定,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向农村地区推广城市文明的进程难以完成.通过完善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利益;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和农村环境,创造吸引新生一代回乡发展的大环境;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提高农村人口对城市文明的接受度.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发展速度测度及政策选择

城镇化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占城乡总人口比例(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地域空间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等方面.2013年,西安城镇化率已达72.05％,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末期阶段.文章通过对西安1985-2013年间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得出西安城镇化超前发展的结论.城镇化超前发展带来了—系列社会问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西安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镇化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引入城镇化增长与人口就业增长交互项和老龄化增长与人口就业增长交互项的动态面板模型,以全国人均GDP增长率为标准将我国划分为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两类地区,采用SYS-GMM计量方法对人口就业视角下城镇化与老龄化在全国及两类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全国层面而言,城镇化通过影响人口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拉动作用,老龄化则通过影响人口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阻滞作用;两类地区中,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中高速地区更为明显,同时该地区相应的老龄化阻滞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为严重,远高于全国地区平均水平,但在高速增长地区老龄化的阻滞作用却并不显著.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轨迹与展望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要明显提高。本文就我国城镇化话题谈点看法。     

嘉兴市区人口城镇化发展浅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嘉兴市区人口集聚加快,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提高,但也存在市区城镇化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城市化”问题突出、城镇化提升落后于县域等问题.建议转变观念、加强规划、调整产业、创新机制等,促进嘉兴市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传导协同机制研究

采用结构突变、VAR模型体系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利率和汇率的数据生成过程和内生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自身生成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形成根本性结构变化;汇率和利率的波动贡献主要根源是其自身,相互间影响不大;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虽没有出现结构变化,但都发生了区制转换;利率转换的次数和频率高于人民币汇率的转换次数和频率,利率和汇率市场的内生传导机制缺乏有效性。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识别与优化路径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

以东北地区3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略有增长,生态环境水平增长幅度较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C介于0.3~0.5之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D介于0.35~0.5之间,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与濒临失调阶段;地级市层面的耦合度仅有大连处于磨合阶段,其余城市均处于颉颃和低度耦合阶段;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的耦合协调度等处于领先地位,外围中小城市处于濒临、轻度和中度失调阶段;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分值划分成4种象限类型,从动态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性进行类型划分,依据划分类型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二者关系的阶段性、地区性差异进行探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自相关程度呈先增强后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分别形成不同特征的集聚区;地理加权回归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较强地区差异性,并在2012年呈现出“反向化”格局,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则转为消极.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实施差异化和协同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1978-2009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动态影响。为了弥补时间序列数据只包含时间和指标两维信息的缺陷,进一步采用2000-2009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利用横截面、时间和指标三维信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从弹性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由此衍生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计主观福利测度指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对流动个体自身和城镇本地居民的主观福利影响。研究表明: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个体收入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其幸福感与流动之前并无明显变化,且增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存在“福利博弈”;②城镇本地居民因流动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劳动职业分工,收入获得感较以前增强,但社交信任安全感稍有下降;流动规模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正U 型状态,其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为40.50%左右。结果表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城镇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平衡和谐共存局面也会最终达成。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近年来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后,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下滑困境,突出表现在企业普遍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市场滞销、工人失业,特别是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为了抑制这些问题的负效应,我国的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先后启用,并在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回升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表现在投资需求增幅下降、消费启而不动、通货紧缩日益蔓延。那么,如何看待我国货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呢？ 简单地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实效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政策所依托的大环境入手。深入到货币财政政策的内部机制,具体地分析其效力,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化可以通过两种机制的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优化第一产业，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本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即城市化先作用于要素积累和结构变革，然后才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作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能够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这四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在现阶段人力资本和结构变革是城市化与人均产出之间的显著影响渠道。     

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影响路径差异的研究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以2014年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为样本,就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模式均有显著差异.工业化对空气质量具有直接影响,影响模式为正向线性;城市化对空气质量具有间接影响,其中,人口比重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为负向线性,人口密度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人口密度影响拐点的置信区间为(363,1232)人/平方千米,2014年,有64个城市在此区间内,需要决策者重点关注.本文的创新在于首次将SEM引入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在实证分析中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不同路径与模式;并提出,城市化率的提高和第二产业比重的降低均有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从改善空气质量的角度,应将集中型城市化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