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测度与金融支持研究

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甘肃省经济转型跨越的当务之急.而推动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就是金融支持.文章以2009-2015年甘肃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测度体系并进行了测度;然后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创新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出2000-2015年江、浙、沪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状况.依据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随机效应变截矩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我国149个城市为样本,采用多维指标测度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并结合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调控下地方政府债务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促进作用表现出门限加剧效应;非省直组样本表现出门限加剧效应,而省直组样本表现出门限收敛效应;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促进效应分别表现出门限收敛效应、门限加剧效应和门限突变效应。为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应有效防范地方债务危机,合理高效利用地方政府债务,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出台多维政策与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合力支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统计评价研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测算并探究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整体上提升速度较快,但多数省份的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智慧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人文和宜居方面建设薄弱则可能会形成短板。分布动态演进方面,东部地区展现出显著的主力驱动型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均衡提升型趋势,而东北地区表现出鲜明的双峰并行型趋势。空间形态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形态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在短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而本地与邻域地区间的“邻高提升,邻低抑制”效应则强化了该种空间形态。本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效的阶段性统计监测和持续性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1978-2009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动态影响。为了弥补时间序列数据只包含时间和指标两维信息的缺陷,进一步采用2000-2009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利用横截面、时间和指标三维信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从弹性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突出“新型”和“互动”,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四川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四川省18个地市新型“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各地市在表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传统”指标上得分相近,在“新型”要素上相差悬殊;四川各市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型”上下功夫,并寻求差异化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新型城镇化统计监测体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任务。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切实体现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和特点,避免重蹈传统城镇化的覆辙,有必要建立一套反映新型城镇化的统计监测体系,以更好地揭示和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在理清新型城镇化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9个方面,共37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统计监测体系,并确定了目标值的确立原则及计算方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镇化问题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旨在强调人本管理,城镇化的核心突出以“人”为上.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文章着重从人口城镇化进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三个方向的发展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不均衡,城乡二元制阻碍人口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固定,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向农村地区推广城市文明的进程难以完成.通过完善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利益;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和农村环境,创造吸引新生一代回乡发展的大环境;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提高农村人口对城市文明的接受度.     

城镇化与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分析1998-2012年间旅游业发展水平、工业化及城镇化的空间关联性,探讨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发展、工业化增长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结果表明: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滞后期为2时,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原因,城镇化的完善又能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旅游的发展.由此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模型显示:1998-2012年各省(市、区)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所以各个省(市、区)应该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促进城镇化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志,“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文章以湖北省为例,通过计算2004-2013年间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全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4大类:城镇化水平高的武汉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鄂州市、随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宜昌市;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十堰市、潜江市、孝感市、咸宁市、荆州市、荆门市;以及城镇化水平低的随州市、仙桃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黄冈市、天门市.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5年-2012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川、滇、黔3省46个市(州)的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利用横截面、时间和变量三维信息对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得出46个市(州)的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一步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关系实证研究

建立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采用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方法计算2000～2008年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新型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运用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计量分析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促进了新型城市化的加快,新型城市化也推动了新型工业化进程,两者互为Granger原因。     

基于相对熵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文章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构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熵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值.以贵州省68个县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熵法实现了对主、客观因素进行优化决策的组合赋权,有效降低了信息损失;将相对熵法应用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区域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文章将我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三大地带,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ADF单位根、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对2000-2014年总计15年的城镇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但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仅仅追求速度、数量反而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城镇化发展与财政政策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些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上升与财政政策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建立合理的城镇化财政政策支持体系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突破了规范性研究的范畴,将财政政策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进行量化,通过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研究财政政策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以及三者之间的交互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     

城镇化、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

文章使用201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城镇化推进、劳动力质量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和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要高于较低的地区,两者的交互项在经济增长水平中等的地区具有负向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要高于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和贸易依存度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的负向影响较强,而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地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较强。进一步地,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城镇化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