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实向虚”背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构建与政策协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造成金融体系“脱实向虚”问题愈发严重,传统信贷渠道受阻,社会融资出现结构性失衡。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并创设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的同时定向支持实体经济扩大信贷融资,双管齐下破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影子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纳入双支柱调控框架,分析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应与可行的政策搭配。研究发现,传统的信贷监管与总量货币政策容易诱发监管套利行为,难以实现精准调控。相较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定向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疏通信贷渠道,推动金融“向实”;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限制影子银行盲目扩张,促进金融“脱虚”。进一步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具有叠加效应,可以形成较好的政策合力。此外,有效识别影子银行底层资产风险可以通过风险渠道抑制影子银行逆周期扩张,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达成更好的政策效果。本文研究为双支柱相关政策边界拓展与政策协调搭配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与建议。     

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影子银行体系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ΔCoVaR方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检验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分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当影子银行规模超过拐点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集聚传染效应；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U”型影响主要通过期限错配和稳定程度两种路径传导，而通过信贷水平和非利息收入两种传导途径则呈“倒U”型关系；商业银行个体微观特征和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削弱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效果。基于影子银行资金运作模式以及有限理性假设下的投资者偏好理论,从货币的流向入手,结合改进的货币乘数方程分析了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影子银行通过对现金漏损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活期存款转化为定期存款比率的影响间接进行信用创造;有限理性视角下,投资者存在偏好反转的可能,从而影子银行能够通过影响投资者资产配置决策改变货币乘数,进而弱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实证分析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对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货币乘数等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据此,提出扩大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计提范围、加快完善利率市场化制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稳定投资者信心等建议。     

我国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利率、汇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状况作为反映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指标,采用VAR模型分析影子银行对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会促使利率、汇率以及房地产价格上升,对股票价格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利率、汇率、股票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影响较小.目前我国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性不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及动态变迁分析

自我国央行赋予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力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章以1998年第一季度～2010年第二季度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GDP和通货膨胀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的有效性,认为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均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信贷渠道出现了低效性和不稳定性,再以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作用的动态变迁轨迹,发现信贷渠道的作用在长期有逐步弱化的趋势,但在特定阶段信贷渠道的作用还会被强化.     

中国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测算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并应用多指标综合评分法,选取包括宏观经济指标、金融市场指标和金融机构运行指标在内的10个指标对中国金融稳定性进行计量.探讨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发现金融稳定性与影子银行的适度规模有正相关关系.影子银行规模无序扩张会降低金融稳定性.认为在一定范围内适度扩大影子银行规模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解析:1999～2008

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形式.文章根据构建的5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1999～2008年的月度数据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货币供应量(M2)、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信贷规模等三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M2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货币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短期相关性.我们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     

货币政策房价调控效应的非对称性与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利率、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三种货币政策冲击对房价的非对称性影响,并对东、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房价调控效果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应不仅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而且各种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房价的冲击影响也都表现出显著差异.     

新常态下不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文章利用SVAR模型探讨了经济新常态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货币量、信贷规模)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新常态下货币增长率或信贷融资规模的增加更倾向于提高通胀预期,存款利率或拆借利率的上升更倾向于降低通胀预期.并认为这是由于新常态时期经济金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型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     

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一、我国货币1984—2001调控政策回顾 我国1984年——2001年货币调控政策简单回顾: 1984——1992:货币政策工具有:信贷计划、再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备付金利率、准备金率。目标主要为信贷规模、利率管制、基础货币、调控手段为“直接”调控,结果为企     

货币流通量与财政支出对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的人均收入也随之上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了使经济健康发展,我国政府不断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在经济过热时,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处于低潮时,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国人民生活水平较好的体现指标是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对一国整体经济的调控,使组成一国经济的细胞一企业的运作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职工的收入.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对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产生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系统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运用2008-2015年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风险承担意愿和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外汇储备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资本流入会提高银行承担风险水平,反之亦然.     

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使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那么这种影响机制是通过何种方式发生的呢？又是如何传导的呢？本文以货币政策信贷观的银行贷款渠道为理论基础,定量解析了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外汇占款对其调控效果的影响。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国内首次构建了一个SVAR模型并通过约束识别了其中外汇占款的结构冲击,进而定量解析了外汇占款从货币到信贷这一传导环节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程度,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均表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长期内对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金融机构贷款有扩张效应,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基础货币余额的弹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引致的。这表明,由于存在三元悖论,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因外部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外汇占款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应当充分关注外汇占款的扩张性效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年第一季度-2011年第三季度的我国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货币政策角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研究银行借款和信贷融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宽松时,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和信贷融资额都将增加;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和信贷融资额都将减少,而且地区金融市场越发达、政府干预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融资额减少得越多。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调控的数量效应与价格效应分析

通过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调控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结论显示: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环境下,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利率政策的敏感性增强,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调控的数量效应有所扩大;由于短期"费雪效应"的存在,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调控的价格效应;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对抑制通货膨胀见效相对更快。因此,货币当局在金融调控中,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阶段和金融环境,合理搭配运用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和预期效应。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了一个包括金融中介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利用1995Q1—2021Q4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对相关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基础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与上升,影响金融稳定;(2)以信贷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杠杆率为信号源的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表现较好,能够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目标;(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带来产出、投资等的减少,加剧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所诱发的波动。     

数字金融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其作用发挥关键在于传导。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市场并对货币政策冲击作出反应。文章分析了数字金融视角下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效应差异,并选取2011—2021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影响;进一步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畅通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有助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降低;同时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的传导效果,减少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静态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扩展模型构建及货币政策模拟

文章将要素价格完全内生化,并通过引入“货币乘数”和“消费价格指数”,构建了扩展的静态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货币发行规模变化和存款准备金水平的改变对我国宏观经济、各产业部门和价格水平的影响.结论表明:从货币角度看,价格水平变化并不单一地依赖于货币总量的改变,准备金对货币市场调控效果远强于货币发行,而无论何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释放的货币与银行信贷资金增加余额不成比例,银行惜贷现象仍较为严重;从产业角度看,增加货币供给会提高劳动要素报酬而降低资本要素支付,无论采取宽松或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农业相较于其他产业,对货币的弹性较大.     

金融压抑、信贷结构与滞涨效应

卡瓦诺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现象,银行信贷成为企业运营资本的主要来源,而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的信贷供给,在短期内会产生滞涨现象,即存在卡瓦诺效应。为此,构建一个非均衡的理论模型,并用SUR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卡瓦诺效应在中国同样是存在的,信贷结构对滞涨效应的大小有着明显的影响,而且控制信贷规模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滞涨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