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空间面板研究

文章以STIRPAT模型为框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际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8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环境污染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工业SO2去除率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存在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污染物排放相对指标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可以削弱单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也可以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间接削弱“绿色悖论”效应.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总体来说变化幅度不大.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

文章以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减排效果逐步增大。研究期内,政策启动后第1年碳减排率为11.16%,次年为11.73%,至2019年减排率高达42.8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四个渠道作用于碳排放。因此,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针对试点过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保障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同时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碳减排的多维路径,促进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市场分割下碳交易市场绿色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长江流域的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但由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存在市场分割现象。文章探索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对碳减排产生的影响路径与减排效应,在碳交易市场视角下,收集我国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分割背景下碳交易市场的绿色效应,提出并验证了市场的多重影响。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发展产生碳减排效应,同时通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减排;市场分割对碳减排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减排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视角,挖掘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资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的内在相关性,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现实证据,也对通过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来改进环保绩效与可持续价值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文章基于200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测量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指数的同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技术进步、结构合理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非清洁”的农业技术对碳强度具有加剧作用;（2）农业部门通过内部结构优化能够实现“减排红利”和“技术红利”;（3）过高的碳排放强度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倒逼作用”。综合来看,技术进步仍然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但不能忽视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选择减排路径时要注意根据各地农业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将两种方式结合使用。     

碳排放强制上限下的供应链生产与配送协同运作模型

文章分析了碳排放强制上限对制造商的生产、库存以及物流服务商的配送、库存和供货延迟等方面的影响.将碳排放参数融入到生产运作优化建模中,为实现供应链整体最优,构建了基于整体优化的生产与配送协同运作模型.通过对参数赋值,利用ILOG CPLEX进行模型求解,验证了可以通过供应链协同运作优化实现碳减排.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制上限下调,不会对供应链总成本有明显的影响;在节能减排方面,协同运作能够比技术投资的性价比更高;生产与配送的协同运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满足碳排放强制上限限制.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制造商自愿减排抉择

为研究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环境下,未被强制要求减排的制造商在可以自愿加入碳减排的情形下其是否选择加入碳减排的问题,文章建立了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和政府免费碳配额这三个因素时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证明了制造商愿意加入碳减排时三个因素应满足的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同时得出了制造商单位产品实际碳排放量随各因素变化的规律.最后,用算例对以上规律进行了说明.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基于区域间贸易矩阵的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转移研究

定量测算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及省区间碳排放空间转移量,是科学制定区域减排规划、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碳排放转移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和省区间调入及调出的碳转移量,为界定各省区在区域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及减排配额分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