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与西部地区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单一门槛特征。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和医疗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但对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减缓和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而对医疗贫困减缓的影响,在跨越单一门槛值后反而具有较大的抑制效应。     

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针对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益进行了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序效应的筛选,并结合Hausman、Wald检验实施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的修正,以W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验证我国区域间时序基础上的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以信贷的主要方式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民增收来实现农村减贫,具有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减贫与经济效益存在正向弹性,区域的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扩散至邻近区域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相应效益在邻近区域的扩散.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2010—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GMM分析方法,考察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可以直接减缓贫困,也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两条途径间接减缓贫困,其中间接机制的贡献大于直接机制,收入分配的贡献大于经济增长。文章还首次验证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于收入分配具有单向影响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分析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公共产品式"扶贫为突破口,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特征,试图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精准扶贫的契合点,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减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减贫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减贫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减贫效应与路径研究

文章以西南边疆典型贫困省份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探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助推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并进一步识别了其对区域精准扶贫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解释力度。研究表明:云南省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在时序上呈现起伏下降状态,但变化幅度较小的特征,空间上呈现除昆明外的中心低外围高的分布格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精准扶贫具有积极影响,且结果稳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主要通过贫困人口的金融可获得性和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两条途径影响精准扶贫。     

Sen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10个原贫困县33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效率和公平视角考察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扶贫可以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水平,并缓解其可行能力不平等;而财政扶贫则抑制了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二,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享受“低保”等待遇的群体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三,财政扶贫的“负向激励”作用抑制了贫困户对经济机会的利用,进而不利于其可行能力状况改善;金融扶贫虽“挤出”了贫困户对就业发展机会的利用,但得益于产业发展机会的“替代效应”,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仍得到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财政-高金融”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贫效果最优。本文研究结果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帮扶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农村减贫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有效途径,但收入分配不公又会抑制经济增长减贫效果,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关键是要有突出的益贫产业.文章通过贵、桂、川、渝四个省(区市)2000-2013年农村贫困率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发现贵州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变化与贫困的变化成负相关关系;广西第一产业结构比重贫困率成负相关;四川、重庆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与贫困率变化都成负相关关系,但第一产业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要大.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普惠金融减贫异质效应的实证

文章在构建基于扶贫的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基础上,以安徽为例,采用工具变量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政策的减贫异质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政策对增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且精准扶贫贷款政策具有更好的减贫效果;但对非贫困县域,省级、国家级贫困县域减贫效应呈现递减现象,表现出"锦上添花"的效果。     

农业基础设施规模效应的门槛特征检验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29省、区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选取农业基础设施规模(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值)作为转换变量,分析了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旱涝保收比率(旱涝保收面积/耕地面积)作为转换变量的替代变量对模型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规模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非线性关系,发生门槛转换的位置为54.72％;当跨越门槛位置后,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由正向转变为负向,转换过程相对缓慢.     

个人所得税、减贫效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

本文结合国际前沿收入分配测度方法,基于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和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Relative pro-poorness of Growth,RPG）测度指标,应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这一新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减贫效应及其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由此阐释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启示。     

中国贫困地区减贫成效的多维评价

自1978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对我国贫困地区的扶贫效果进行更综合的评价,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多维评价模型来衡量中国贫困地区多维减贫效果.结果表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综合评价排名较高;秦巴山片区,乌蒙山片区和大别山片区未来减贫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相反,西藏地区,南疆三地州和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目前发展较落后,但在未来减贫过程中有更多的潜力.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多维减贫

文章运用我国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指数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且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减贫,而且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减缓其他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其中,对农村收入贫困减缓两种效应均最大。因此,应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交通网络的空间布局,发挥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以促进农村多维减贫。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门槛效应"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有"门槛效应"现象.     

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

文章利用1995年1月至2013年7月的月度数据针对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平滑转移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是非对称的,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是滞后的.在不同的转换变量下,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不同,汇率的波动性对传递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最后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的转换速度最快,其次是汇率的波动性,最后是产出缺口.     

县域减贫效率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贵州省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与2015年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截面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对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管理无效率、随机误差、环境变量等因素的影响后,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得到了提高,使用环境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对原始投入值进行调整具有合理性;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下降是造成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县域减贫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HH型和LL型的县域单元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研究期内空间范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县域综合减贫效率呈现出黔东北、黔西南高,黔中、黔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从综合减贫效率的冷、热点格局变化来看,黔东北、黔西、黔中的减贫效率在下降,而黔东南的减贫效率在提高。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基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效应分析

一、引言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众多实证研究证实了FDI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存在异议。因此,学者们不断将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开放度等涉及到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及非线性特征——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农村贫困减缓的内在机理,利用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LSDV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基准影响以及非线性效应。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程度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负向关系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贫困减缓;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着显著边际递减的非线性驱动效应,即在农村贫困程度由高变低的动态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边际作用逐步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