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5-2014年全球铜矿石资源流动的网络关联关系,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回归方法解构了全球铜矿石流动的网络关联特征及影响.结果显示:铜矿石贸易网络具有稳定性和松散性,且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色地位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经济组织变量对铜矿石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铜矿石贸易联系的建立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理距离的影响不大,陆地相邻的国家确实能够促进贸易联系的发生,语言不同的国家更有利于贸易流量的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

文章考察了1999---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民航和水运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考察了中东欧国家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民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21国层面显著为正;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东欧国家层面显著为负;水运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21国和中东欧国家层面都不显著;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考虑公平与默契的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经济带逐步成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构建贸易合作潜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交通便利性、收益分配公平和合作默契性等多元因素对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合作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适时调节贸易收益分配公平度和合作默契度,能够拓展和增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合作潜力,加快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建设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演化及互联互通效应模拟

能源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构建2007—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网络,对能源贸易网络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丝路沿线国家能源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但贸易联系不够紧密;煤炭、石油、天然气贸易无权网络与贸易加权网络的标准结构熵均处于0～1之间,表现为星型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的一种网络结构;沿线各国能源贸易网络聚类系数差别较大,平均路径长度在1.6～3.1之间。在此基础上,探究各国之间贸易紧密度增强的原因,鉴于"五通"可量化性及模拟的准确性,采用基础设施改善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刻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有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互通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它在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正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注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先是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相结合的产物,正确地理解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核算体系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On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ing the family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SR

The joint efforts in the USSR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State Statistical Commission to develop projections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viet population are described. The projections, based on official data for th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s in 1987, are for the years 1991, 1996, 2001, and 2006.     

经济体制改革与统计工作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方针政策。它对指导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我国统计工作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 in the problem of the nile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 in the problem of the Nile is treated as a decision problem with squared error loss, It is shown that the minimum risk scale equivariant estimator dominates the incomplete sufficient unbiased estimators considered by Iwase and Seto, Sharper bounds for the equivariant estimator are derived which may be used to obtain the values of the same from the sample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加快商业统计改革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在流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市场上出现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交易价格的新情况,城乡商品交流呈现出日益活跃的新气象。为了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几年来对商业统计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但经济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在不断深入发展,继续调整商业所有制结构,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性质,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饮食业,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吸引农民从事商品交换,建立城市贸易中心,冲破“条条”分割和地区封锁,减少工业品与农产品计划购销品种,扩大自由购销范围,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开放式的“三多,一少”的商品流通体制正在形成。这些变化给商业统计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提出了很多新任务。     

On the Comput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Means

Abstract

We discuss the accuracy of the computation and present a fortran program to compute th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for the analysis of means (ANOM).     

回归分析法在家庭消费分析中的应用探讨

家庭消费的分析,是整个消费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有助于揭示家庭消费变化的趋势,而且可以为消费品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本文结合浙江省农民家庭消费的实际,对回归分析方法在农民家庭消费分析中的应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农民家庭消费收入弹性的回归分析 农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化,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但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大。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Engel)曾在研究有关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尽管恩格尔定律在我国农民家庭消费分析中的适用性问题     

西部开发:政策涵义与发展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持续的长波增长 ,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好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沿海和中部地区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解决好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及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 ,那么西部地区则同时面临着生存、改善、提高和进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找到西部地区发展的特有模式 ,而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或东部地区曾经使用过的发展模式 ,可能导致的后果将不是开发西部 ,而是破坏西部 ,从而进一步扩大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中国西部的落后不是哪个单一要素的短缺 ,而是体现为整个系统的低效——…     

以假"打假"为假作伥

统计打假本是一件十分严谨、辛苦甚至冒风险的事情。打假者既要掌握数字不实的确凿证据 ，要了解造成不实数字的真实原因，要听取被检查者的陈词申诉，还要严格遵循统计执法的法定程序，有时还要因数据背后的利害得失承受种种或软或硬的压力。统计法规检查人员就是这样认真、不懈地处理着一桩桩数字不实问题。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统计打假却似乎成了一件很时尚、很轻松、很随意的事情。他们可以不负责任的“论证”假数，可以不加核实地“披露”假数，可以对查处假数的情况注水、掺假。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中，某地的查处结果是假数问题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