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人女"到"为人妻"——传统村落视野下培田入嫁女性的角色入位

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命史可划分为"从父时期"和"从夫时期".对于女性来说,步入婚姻就意味着要从"为人女"转变到"为人妻",进而再转变为"为人母",女性在这个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内心体验是极为深刻的,而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是颇为艰辛的.女性的这种社会角色转变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往往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差异性较为明显.在女性实现这种角色入位的过程中,民俗的规约如影随形,当地文化理念、风俗习惯等因素潜移默化地规范、影响和制约着女性的这种角色转变,无所不在地贯穿于女性生命的整个历程,主导着她们的行为方式,最终实现角色入位.本文以福建西部的一个偏僻的传统小村落--培田为基点,以村里老年妇女为重点考察时象,围绕其步入婚姻、嫁入该村这一中心,从民俗的视野考察20世纪上半叶传统社会中培田村落的这些"外来"女性如何实现从"为人女"到"为人妻"的角色转换,逐渐融入当地村落生活,力图从中透视村落文化理念和风俗习惯等无形因素在女性实现角色入位过程中的作用.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价值"源泉"与"按要素分配"的自然基础、社会原因与量的边界

从"人本位世界"和生产的人类过程及社会过程出发,劳动是财富生产中惟一的人类耗费,这种劳动耗费构成社会财富实体,形成财富的值.在商品经济中,财富的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非劳动要素在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中的作用是"按要素分配"的自然基础,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是"按要素分配"的社会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总价值"按要素分配"的量的界限,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经济学理论课题.     

伦理文化变迁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嬗变创新

家庭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儒家养老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文明下形成的传统养老伦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养老的道德文化观念本身又内嵌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之中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生产方式、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动摇了传统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文化根基。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单一化的家庭养老保障供给主体和服务主体的价值理念已无法满足养老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探索并构建多元化供给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便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文化经济学论纲

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其分析框架应以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为起点,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研究内容.同时,文化经济学研究应始终注意文化的"经济性"和"文化性"这一对与生俱来的深刻内在矛盾.     

论新时期家庭教育的新特点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具有作为家庭自身的独立性,即具有作为一个家庭所应该具有的个性,以及它所得以形成的条件,如家庭成员及其相互关系、家庭财产及其形成的因素、家庭财产的来源和分配、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发展等等内部因素,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又与整个社会发生各种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受整个社会影响,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以影响,这样,家庭这个细胞就同时又具有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特点。正是如此,相应的家庭教育也就既具有其个性特点,也具有整个时代的特点。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家庭教育则具有新的特点。研究和把握这种新特点,对于搞好新时期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议家庭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它具有为家庭成员提供养老、医疗、福利、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功能。在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

家庭结构的维系和变动受到三种行为的影响:一是分家、分爨行为,一是生育行为(生子数量),一是迁移流动行为.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分家、分爨是家庭结构变动的核心推动力量.分家、分爨这一行为又受到家庭制度、经济、社会和人口四类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对家庭的"分"、"合"作用有所不同.在中国则有三个重要不同时期:一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长控制家庭经济,家庭成员以家庭就业为主,分家受到抑制;二是集体经济时期,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家长权力缩小,分家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当代,家庭成员的非农流动成为趋向,子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大于亲代,分家成为子代所主导的行为.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