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关系浅探

<正>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同抗日这一策略的演变和发展,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经历了“抗日反蒋”(1931年9月——1936年5月)、“逼蒋抗日”(1936年5月——1937年2月)、“联蒋抗日”(1937年2月——1937年9月)三个阶段。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抗日反蒋”阶段之后即开始了“联蒋抗日”阶段。提出“‘西安事变’以前和以后,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1931年至1937年间,几易自己的政策"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中共中央适时调整斗争方针和策略,为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与“逼蒋抗日”方针

“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党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周恩来为这一方针的制定和实现，殚精竭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六十周年及香港回归之际，缅怀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团结和统一，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周恩来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我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周恩来为此做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两广事变的性质是“逼蒋抗日”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广事变的性质问题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属抗日反蒋性质,二是认为属联日倒蒋性质。其中,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是人们普遍的看法;第二种观点主要是某些两广事变的经历者在回忆中提出的。近来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来研究两广事变性质的新看法,认为第一阶段是联日反蒋,第二阶段,李宗仁、白崇禧等逐步走上了逼蒋抗日的正确道路。经过对两广事变大量史料的考察,笔者认     

关于“抗日反蒋”的几个问题

“抗日反蒋”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历史阶段的口号和策略方针,目前在党史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今就教学中接触到的问题,谈点意见。 一、是“抗日反蒋”,不是“反蒋抗日”。 有的文章把我党“抗日反蒋”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说成是“反蒋抗日”,①这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的文件和我党领导人的文章中,使用过“反日反蒋”与“抗日反蒋”,但未提出过“反蒋抗日”的口号和策略方针。1933年10日26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救国会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研究

救国会在华北事变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始终围绕着停止内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并开展一系列规模浩大的群众救亡运动,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高潮,对于推动国内和平团结御侮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救国会对各党各派作了大量工作,如帮助中共进一步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其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调整;如劝说和敦促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走向团结御侮之路等,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国民党逮捕救国会领袖,制造"七君子"事件,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国内外的抗议浪潮汇成了一股逼蒋团结御侮的强大政治压力,也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七君子"事件本身成为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一个重要事件.救国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陶铸与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是在豫南、鄂中和鄂东三块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12月至1940年5月,陶铸与杨学诚等在鄂中重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为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陶铸与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是在豫南、鄂中和鄂东三块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12月至1940年5月,陶铸与杨学诚等在鄂中重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为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出版

我校中文系副教授王嘉良和杭州师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标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于今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教材分为“绪论”和“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7—1937)”及“第三个十年(1937—1949)”上中下三编,每编各以一章阐述文学运     

延安抗大的教育方针

延安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抗日骨干而建立起来的一所闻名中外的大学。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长征前创办的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延     

救国会与两广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防止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吞并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藉“北上抗日”为名,联合武装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一时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最终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民主党派形成与发展的十大历史特点

中国民主党派都是在“抗日反蒋”、“联蒋抗日”、“反美倒蒋”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阶级联盟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组成的党。一些党派在形成时属于旧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形成时组织分散、力量弱小、名称多变、组织混杂、布局失衡，是受迫害的在野党，其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部分政党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经历了“排共”、“联共”到“拥共”的历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