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蔡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浅谈司马迁的礼制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讴歌正义,后人们对司马迁形成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就是平民的大众的史学家,他和统治者是对立的.确实,司马迁曾无数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摇旗呐喊,但是不要忘了这焦灼的呼喊有一半忧的是汉家天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大一统的汉朝构建与之相应的文化层面的政治伦理秩序.<礼书第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价值观.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

秦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都城中的礼制建筑也是一样 ,既有对周文化的继承 ,又有自己的创造。秦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到后期特别是建都咸阳后 ,作为供帝王居住的宫殿的地位高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营建于宫殿周围。这种宫殿与宗庙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春秋时期的谏诤礼制

春秋时期是一个注重谏诤的时代,谏诤双方皆须遵从礼制.人臣进谏时的言行须合乎人臣之礼,如果君主不纳谏,人臣可以再谏,也可以让高位者谏,还可以离君而去或暂且不管,但不可怨君和弑君.谏诤对象必须听谏,即便不纳谏,也不可以杀害谏诤者.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汉代礼制与公私秩序的构建

＂公＂＂私＂秩序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关键。儒家理想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在汉代政治文化领域却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公而忘私,而是对公、私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认知,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私领域的保护,其间儒家礼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儒家礼制兼有公、私的属性,强调在公共领域遵循＂义＂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遵循＂恩＂的原则,如此才能公、私和谐而有序。     

试论周王后服饰的礼制内涵

周代是中国礼仪冕服制度的形成时期,周王后的服饰是礼制要求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制衣之人的专门性及其地位的低下体现了周礼的阶级性;服饰的图案、颜色体现了周礼的等级性;服饰、佩饰的多样性及穿戴场合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复杂性;王后祭服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周礼重祭祀。     

古代学校对礼制的传播

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被认为是治国和修身之本,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古代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对礼制的教育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古代学校是习礼演礼的场所;第二,学礼制度本身就是对古代礼制的丰富与发展;第三,学校也是一些重大礼典的行礼场所.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

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社会约束 ,彼此在各个层面上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这种现象 ,既是儒、佛诸家在中国社会中彼此能接近融汇 ,长期共存的基本底蕴 ,也是使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政治因为有了几种约束形式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尽可能地扩大了社会约束的覆盖面 ,从而呈现较长期的稳定与凝固     

春秋时期郑国礼乐文化与国家礼制冲突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地方诸侯国日益强大,维护其统治的礼乐制度不断被破坏和违背,以郑音为代表的新乐挑战旧乐,即是此时期变革的一个缩影。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域文化快速发展,与周王朝国家礼制的要求产生冲突,郑音的形成与流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郑声是孔子对郑音的贬斥性的称谓,目的是为恢复周礼及周乐。孔子独斥于郑国,乃是因为郑国与周王室血缘关系更亲近,带有树立典型,匡正礼仪规范,警醒世人的目的。     

试析董仲舒的和谐思想

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和保持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为政治理想,苦苦寻觅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和治国方略,力图找到“致治”和“长治”之途,提出了以“大一统”为前提条件,“以德治天下”为主要体现,以“礼制”为根本保证等内容构成的和谐思想,以期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消除不和谐的风险源,建立稳定、协调、有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