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地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制度和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制度上促进农地流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如何评价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及相应的政策效果,日本学界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在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     

中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

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不仅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持,还需要必要的历史支持.在中国进行农地制度的创新与相关政策设计,必须充分吸收与借鉴中国历史上农地制度变革与演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中归纳概括出有益的逻辑启示,发掘其内在运行规律.本文叙述了从原始社会至今的中国农地制度嬗变,并从中概括出对我们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几点启示.     

新形势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探索

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也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工业化未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中国工业化迫切需要通过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来实现整个经济的动力转型.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和城市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让各类发展要素在自由流动中不断优化配置效率.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研究

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都是浙江未来发展亟待加强的方面,而实行二者的联动发展,改变以往的相互掣肘状况,则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导向,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及其协同机理研究进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城市化模式研究重点为：对世界城市化模式的借鉴、制度视角与转型期的城市化模式、西部城市化模式选择;而工业化模式研究聚焦在西部工业化模式选择或创新、具体区域实证分析等。应从二者关系的测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空间结构协同等方面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机理。当前,我国面临复杂情形,需从多维度和多尺度建构中国理论。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工业化等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其实,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约70多年前已探讨过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等问题,30多年前探讨过中国的城镇化,可见,中国人类学具有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学术传统。目前,我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正在推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企业人类学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日本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历史演进

日本于1959年引入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在金融自由化前,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再贴现率操作共同发挥着金融调节手段的作用.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该制度会对银行存款业务的竞争力带来很大影响,因此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保持不变.作为日本银行诱导短期利率的一种框架,存款准备金制度现在仍有重要作用.     

基于产业集群成长角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关系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趋势,指出不同的时间段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是相异的。从产业集群的发展角度对这一差别进行了解释。就如何立足于产业集群,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日本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历史演进与最新发展

传统上,日本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局限于损害赔偿诉讼,同时由于受JFTC审决前置的影响,私人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非常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JFTC对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以及法律的改良,日本反垄断损害赔偿案件开始增多,并且胜诉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提起禁令诉讼由JFTC独占行使。2000年5月修订的《反垄断法》在第24条中规定了禁令救济制度。该法修订以后,日本私人当事人提起反垄断禁令诉讼从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多了一条执行反垄断法的合法渠道。     

泡沫经济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学界对当代日本社会的新一轮探究。从“日本孩童资本主义”的定性到“日本异质论”,从对“日本奇迹”的质疑到对“日本模式”的否定,日本国家的现实及其走向似乎又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实际上,学界所说的日本政治保守化倾向是由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向性和大众意识的内向性特点所构成的。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但加速了日本社会的结构疲劳,更扩大了社会思潮的混沌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困境、改革动向及路径选择——以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为切入点

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的经验与教训,其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无限顺延所引发的人地不均矛盾,是关系农村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大问题。只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日本人的历史观--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

本文从民族史观的角度,回顾二战以后日本人历史观的演变,提出日本人对本民族近代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重建过程。这种民族史观的形成和变化是由战后日本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就必须超越民族史观的限制,建立起没有民族偏见的亚洲史观和世界史观。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具有现代功能。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化,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可以形成农村土地资本与城市金融资本合理、良性的流动,打通农村土地市场与资本的对接通道,盘活农业部门的各种资产,维护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     

社会保障视野中的农村土地制度

广义的社会保障并非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正处于城市化背景下大规模农民流动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快速变革,具备低水平的多元性。中国土地制度发挥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仍然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是农民工城乡之间自由往返的制度前提,应该继续坚持。     

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

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在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模仿并不等于简单移植,不同民族的政治借鉴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本文从日本民族的一些根本特点出发,结合美国政治体制和民族性上的特点,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异同,力求从长远角度探讨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工业化、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党和国家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措施,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展战略,做大做强民营骨干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