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古代的德治、法治及其现实意义

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德治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主体层而，法治所注重的则是政治的客体层而，各有其利和弊。今天，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不应该排斥德治思想，而应该使二者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论中国法治本体之认知方法与路径

如果以西方法治为参照,那么中国法治之背后亦应具有自己的本体。但何为中国法治的本体以及如何认知它,就是研究与实践中国法治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的本体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而这个本体既不是纯粹中国式的,也不是封闭的,应该是复合的。寻求中国法治不能局限于中西之争,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本土资源。探求的场域恐怕应该是现实中国与中国现实,寻绎的指向应是既有资源而不是本土资源,寻找的路径也应是主体指向而非客体指向。     

才子形象模式的文化心理阐释

该文分析了才子形象模式的基本特征，探讨形成这些基本特征的文化心理动因。文章认为，才子形象模式之所以会形成，１．与作家们的创作心态有关；２．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借鉴了历史文化传统中富有一定审美文化意蕴的才子形象；３．作家们认同了他们所处时代环境中才子、狂士的人格风貌。文章指出，对于才子形象，我们不能仅从艺术角度简单地否定它，而应该认识其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     

韩非文学思想平议

韩非的文学思想一直不受学术界重视，宛其原因，主要由于韩非是一个文学否定论者。然而，韩非否定文学，认为文学有害于政治，是从其法治主张出发的，结果造成了文学与政治的分离;在否定文学的政治作用的同时，韩非认识到文学具有审美、娱乐和实用等功能，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韩非的文学思想是片面的，但也是深刻的，这种片面的深刻在于它在不适当地否定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同时，也惊醒了先秦儒家鼓吹的以文学代替政治的痴情梦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文学发展寻找新的出路。韩非的文学思想是从先泰混沌未分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两汉以后不断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转折，应该受到文学思想史家的充分重视。     

儒家伦理治道逻辑的权治观照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以德配天"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1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和意义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五族共和”是他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在对“驱除鞑虏”这一口号理性分析之后提出的，其内涵有个发展的过程．这一主张虽有缺陷，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它的进步性和在当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中国立法改革三策：法治、体制、决策

当代中国立法走过一条屡经变故、大起大落、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其间所积累的尤其重要、尤有价值的经验，不仅在于提供了多少有益的东西，而且更在于把立法在我们这种国情之下求得发展的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重要难题充分表露出来，从而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为我们改革和推进今日中国立法提出了明确、系统的课题。其中，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展中国立法，由党政法一体化向党政法分工转变，将立法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消除症结、改革和推进中国立法尤需注重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本文所论主旨。     

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要义及其促成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公平正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要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不仅要有法治因素的保障，还要有法治以外的其他因素保障。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从“法制”到“法治”——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比较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注重法律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强调法律要具有内在的价值精神.但是,荀子所强调的法律层面的治理,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人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风格阐明了"法治"的必要性.两者比较,有助于我们理清"法制"和"法治"的内涵,更深入地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联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途径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