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沈约年谱

南朝(宋齐梁陈)是继汉开唐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为后来唐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方面,被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善诗能文,著作极丰,是永明体作家之一;精于音律,创四声八病之说,对五言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古今中外,都有为之作年谱者,然或语焉不详,或系年有误.本文梳理史料,爬罗剔抉,详加考核,撰成此谱.     

沈约《宋书》述评

沈约出身于江东高级门阀士族,博通群籍,历仕宋、齐、梁三朝,封候拜相,文才横溢,深谙当时典章制度,为他撰写《宋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书》代表了沈约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继承了何承天、山谦之、孙冲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对刘宋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多有创新。《宋书》根据时代特点,为门阀士族立的传几乎占“列传”的一半,创设了《思（?）》、《孝义》、《索虏》、《芮芮》、《（般木）（般木）》、《鲜卑吐谷浑》、《氐胡》、《蛮夷》等传,全面地反映了刘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宋书》的八志提供了刘宋时期天文历法、礼乐制度、官吏制度、自然地理、物产气候和州郡设置的重要资料。《宋书》是研究有宋一代门阀政治变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国际交往和典章制度的珍贵资料。     

沈约诗文用韵概况

研究沈约诗文用韵,旨在得出其用韵概况,以期了解其用韵分部与《广韵》分部之关系。通过圈联、归纳韵脚,沈音共得四十六部。阴声韵十七部、阳声韵十四部、入声韵十五部。把沈音韵部与《广韵》韵目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区别有四点,如《广韵》开合口分为两韵的,沈音同为一部;《广韵》中重韵,沈音中未见。四声分用。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论沈约的隐逸诗与游仙诗

隐逸诗与游仙诗作为两类特殊的抒情诗,在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沈约的这两类诗歌,从创作数量上看,前者多而后者少;从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倾向看,前者真诚深情,后者淡漠信疑不定.而这种不同是与隐逸、游仙本身的特征以及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相关联的.     

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

金朝灭亡后,金旧臣如元好问、刘祁、杨奂、王鹗等本着"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纷纷撰著史书,以保存故国信史为己任。王鹗《汝南遗事》所记为其亲历亲见之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者认为《汝南遗事》是王鹗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所撰,这是将王鹗记录哀宗迁都蔡州城后之军政大事的"目录"误以为是《汝南遗事》。根据王鹗在《汝南遗事·总论》中视蒙古灭金为"天开一统,地入大朝"这一事实,以及杨奂所作《读〈汝南遗事〉》诗,可以确认《汝南遗事》成书于金朝灭亡以后,约在金亡(1234年)后至元宪宗五年(1355年)之间。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敦煌"祭祀"考

敦煌文书中有关的"祭祀"记载,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缩影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书中的记载,看丧期内的祭祀、墓祭和十斋忌等三方面,再结合古代有关礼仪文献加以考证,以图复原中国古代的"祭祀"事象,给今人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

张说的散文创作在文章体式、气格情调和文法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他的散文作品上追汉魏而下启韩柳,呈现出与初唐散文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为唐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文自传》与“边城”的意义

“边城”写作不仅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为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沈从文这位现代中国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边城”写作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事情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仍然让现代人神往。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征,“边城”写作使我们在其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也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理性所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

从《东瀛诗选》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该书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　探讨了　“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务取雅音”　、“以期协律”　、“有美必扬”　、“不必尽　以中法绳之”等编选宗旨，并进而通过正确的源流观、开放的交流观、积极的比较观等三层　面，阐绎了俞樾的日本汉诗观，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

盛清乾嘉时代的考据学,以严谨客观著称于世,作者言必有征,因此也言而可信,结果便是新知新见的呈现。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正是这门学术的高度成就的表现。文章通过比较《四库提要》所载明朝中叶有名士大夫岳正(1418~1472)的两本著作的提要和这两篇提要所出的原书,发现这两书内容基本相同而提要则评价迥异其词。考据其故,发现这其实和提要撰写人以及《四库提要》一书的总纂官纪昀在学术上、政治上、感情上的亲好和认同情形有关。结论认为,《四库提要》内容素质参差,反映了官家编纂项目缺乏一致性的毛病,而撰写提要的馆臣,往往因其所持之特殊观点或立场,影响到对于一书的客观评价。读者同时需要明白提要原书作者的历史评价以及提要撰者的个人品格和好尚,才能不为其偏见所宥。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

《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含有大量北宋年间的曲词,清代以来,一直是词曲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之一。但对其由宋传入高丽的时间,学者们基本同意它大致是宋徽宗年间所赐大晟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考证了唐乐的确切传入年代,认为应为政和七年二月,该结论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见论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简单论述了该结论的确立对大晟词研究的重大意义。     

“新批评”与小说评点之可比性研究

英美新批评和明清小说评点是没有任何授受关系的诗学理论,属于不同的诗学体系。其共同的具有创新性的对文学文本的高度重视、对文本类似的细读方法、近似的早亡命运,以及“不足阐释”和“过度阐释”的明显差异使二者的可比性研究成为可能。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共同的诗学问题和诗学规律,寻求在阐释、理解文本方面所能给予我们的诗学启发。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清代隶书的复兴及其文化基础

清代隶书的复兴既是书法自身发展的结果 ,又有着广泛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晚明豪放书风虽然是帖学内部的变革 ,但已在审美思想上开启了清代书学思想转换的思潮。帖学的衰落促使清初的有识之书家进行新的探索 ,因而出现了隶书的复苏 ;文物的大量出土 ,金石考据学的兴起 ,以及在此基础上碑学理论的创立 ,极大地促进了隶书创作的繁荣 ,从而迎来了清代隶书的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