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对西欧的经济外交

冷战初期 ,出于与苏联对抗的需要 ,美国政府通过经济外交把西欧纳入它的冷战战略体系 ,西欧也基本上配合了美国与苏联的抗衡。但是 ,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复兴 ,美国越来越难以控制西欧 ,西欧在美国与苏联抗衡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本文通过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活动试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对西欧经济外交的成功和无奈。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能源外交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缺少石油这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战略物资.冷战后,为了降低石油进口渠道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加紧实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目前以及今后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主要在中东、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以及非洲.日本开展的能源外交既有其固有特点,也有其不利因素.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战略选择的主体是优势战略，并包含多边主义战略和平衡战略的某些成分，基本上是一种通过有重点、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力图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冷战结束前私人基金会与美国文化外交

私人基金会在美国文化外交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20年代起,基金会由早期从事国内的"拯救慈善"、"科技慈善"活动,转变为国际性"教育、文化慈善"项目.二战期间配合政府抵御法西斯的"文化攻势",到全面卷入冷战期间的"文化冷战",基金会一方面是政府文化外交项目的分包者和外交决策幕后智囊,另一方面尽量不成为纯粹的工具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外交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中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重视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由美国涉外报道看美国政界对传媒的利用

长期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作为全世界的超级大国,始终以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等将传媒地位相对独立。然而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需要等因素,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美国政界对于传媒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利用引导。尤其在涉外新闻报道中,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与利益需求不断地扭曲事实,在意识形态操作下,自觉自愿地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

秉承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伊始即确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贸易而非援助",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在美国政界就引起争议.随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第一届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发展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诉诸国际多边援助体系,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并将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拉丁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即稳定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盟友的主导地位,同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     

扩张与收缩：论美国外交的周期性

自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外交即呈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模式。从上一次扩张到下一次扩张或从上一次收缩到下一次收缩的平均时间约为45年左右。迄今为止，美国外交经历了四个半周期。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动、国内思潮的转换等因素是推动美国外交扩张与收缩的主要动力。当前美国外交开始步入第五个周期的收缩期，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卫生外交: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全球卫生危机的加剧使得卫生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显性议程,卫生议题也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美国自19世纪伊始就十分重视卫生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美国卫生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卫生外交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我国卫生外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与美国人权外交

冷战后国际社会宗教迫害问题的增多以及美国国内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关注,促使美国国会出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政府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事日程,是美国人权外交新的"增长点".该法的出台标志着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上升到"国际法"层面,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就宗教问题冲突与对话的加强.     

冷战后时代的美国与亚太地区

苏联解体和美苏两极对抗时代的相继结束,促使世界各国的战略构想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变化与发展过程;美国的亚太战略究竟向何处去,应该说是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偷袭珍珠港引起美国在亚洲的卷入,打开了它在该地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与日本、南朝鲜、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一系列亚太国家签定了各种名目的所谓“安全条约”,而且公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参加了朝鲜和越南战争,最终在亚洲筑起了一道反共的围墙。在过去40年中,虽然这堵墙的大部分已经倒塌,有的甚至反过来成了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但它的最重要环节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前仍然是相当牢固的。然而今天,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选择却不象二战后那么乐观了。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但必须被超越的他者

对意识形态的解析与超越贯穿着阿尔都塞思想发展的始终,他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处在一种思想张力之中:一方面,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致力于探寻超越或摒弃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其早期阶段,阿尔都塞认为,"行动的天主教徒"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自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他又认为马克思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当作圣人来看待的,他在60年代对马克思哲学的经典阐述正是建立在此种思维层面上的.这一解读思路中的内在缺陷直接导致了他晚年的思想困惑.     

美国北极科学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北极事务的科学探索以及对北极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有效应对北极问题的基石，科学外交是国际社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新形式。为维护北极权益、巩固北极伙伴关系以及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通过发布科学报告、签署科学合作协定、主办国际科学多边会议等方式在北极地区践行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领域多面化的北极科学外交。美国北极科学外交的开展一方面维护和拓展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北极科研活动受制于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态势。面对美国将北极科学外交“工具化”的趋势，中国应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通过开展双轨科学外交，建立北极科研数据中心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研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和维护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并推动北极事务的善治。     

“理想”抑或“现实”——浅析当代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指导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两种理论.自20世纪初叶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将这两种理论应用于外交领域以来,当代历届美国政府无不是以这两种理论作为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则是美国外交不断游离于这两者之间的根源所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仍将存在并将继续引导美国的外交走向.     

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动因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舞台上民间外交蓬勃发展。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为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并且功能强化，是民间外交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形成，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全球治理”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信息公开化和便利的交流手段为非官方组织或个人参与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持。民间社会不仅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还是民间外交的力量源泉，在参与全球治理、保护弱势群体、抑制世界强权、治理“民主赤字”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现代外交的公开化、民主化趋势为民间外交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关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风向问题

经历“9·1 1”的巨大冲击及逐步展开的反恐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实质发生“阶段性变型”。本文将探讨把反恐作为压倒一切的“新生使命”的布什政府 ,其全球战略的风向及反恐战略与全球战略二者的互动态势。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