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与“味外味”辨析

本文从钟嵘“滋味”与司空图“味外味”两种“味”的构成因素 ,两种“味”的实质 ,两种“味”的思维方式及两种“味”各自产生的文化背景四个方面辩析了“滋味”与“味外味”的不同。     

战略性对抗的中日互惠关系分析

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地缘的因素促成了两国之间悠久的文化交流和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频繁不断的历史和现实。战后日本调整战略目标既有自身战败的原因,也有美国对日政策的牵制,此外,中国政局根本性的变化也成为日本战略目标调整的原因之一。中日两国之间之所以难以建立真正互信的友好关系,其原因在于两国之间客观上的地缘关系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提倡和主张中日之间建立战略性的友好互惠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两国之间的对抗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定的,国家间政治就是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这既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铁律。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

本文运用《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的有关史料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目的。就日本而言 ,除了获取俄国领土和权益外 ,主要目的是控制整个东北 ,进而控制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而段祺瑞政府则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消灭异己。因此 ,日本出兵不是对俄而是对华 ,段祺瑞不是对外 ,而是对内。在实施此协定过程中充分说明双方“御俄”是假 ,合谋盗卖中国才是真。     

小议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陈述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否可以接受"法庭之友"陈述的问题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在现行的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及其附件中对此问题都没有直接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法庭之友"及其陈述却在WTO的众多案件中频频出现。对于在WTO争端解决中是否应该接受"法庭之友"陈述的问题,应该分阶段处理,具体而言,即:应该允许在专家组程序阶段接受"法庭之友"陈述,而在上诉程序阶段则不允许。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法庭之友"制度,争取使其能够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利益。     

福田赳夫内阁的“全方位外交”及其中日缔约实践

福田赳夫内阁积极奉行＂全方位外交＂,一方面积极谋求与苏联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力图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不至于开罪苏联,超然于中苏对立之外。这种在日苏及日中之间开展＂全方位外交＂的举措终因苏联方面缺乏应有诚意而失败。福田转而在美国的支持下将推动中日缔约作为自己任内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福田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方位外交＂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很难真正贯彻落实。     

“基础”课引入模拟法庭实验教学的建议与举措

当今中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部署、探索基础课的改革,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基础课存在诸多问题。模拟法庭实验教学并不是法学专业教育的独享品,基础课引入模拟法庭实验教学不仅是可行的、必要的,而且是学生体验式教学的有效方式。实施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模拟法庭实验教学,可以有效实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有助于解决基础课教学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同时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民俗视野下的中日“红”色彩文化特征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宗教习俗、审美观念等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色彩观。其中红色认识差异最为显著。在中国,红色有祖先崇拜、辟邪、吉祥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日本则有魔力、辟邪、禁忌和女性之红等特征;在红色能辟邪和象征女性方面,中日两国是相同的,其他文化特征则有差异。从中日两国传统红色彩文化意识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红色"依然占据中心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日本,红色的负面文化含义越来越弱,"中国式的红"正在慢慢被日本社会所接受。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大师之“小”更耐人寻味——读虎头《瞧，大师们的小样儿》

边看奥运边读书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手边虎头的这本《瞧，大师们的小样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光看书名就诙谐有趣，能为紧张的奥运赛事，增添些轻松愉悦的心情。在书中，作者用独有的切入角度，向世人展示了严谨而又活泼、执著而又张扬的德国大师们的形象。     

日德两国政要“二战史观”之比较研究

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一个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国的文化底蕴不同、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近代以降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等诸多因素所致     

美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之比较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战之机,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美俄两国基于自身利益,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就两国对交涉关注的方式、目的及对具体条款内容的态度加以比较,进一步分析两国在中日交涉中所采取政策的性质异同及其影响。     

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9·11后”

“9.11”事件以来,日美同盟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冷战后”向“9.11后”转变。本文在概述日美同盟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9.11后”日美同盟的基本特征,并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美同盟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无关——读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有一定关系,笔者考察文献认为:袁世凯帝制野心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没有关系。     

关于俄美“新对抗”根源的几点思考

近来俄美围绕东欧导弹防御系统的激烈争斗显示,俄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从原来既争斗又合作的温和态势向"对抗性"的争斗态势悄然发生转变;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本加厉的"挤俄"战略,俄罗斯国力的日益壮大,俄美在社会发展模式和"民主"价值理念上的分歧以及能源因素则是俄美"新对抗"的根源所在。     

识字教学的“趣”与“味”

识字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生从运用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语言的桥梁,强调识字教学的＂趣＂和＂味＂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日两语亲属称谓的外化异同看两国“家”文化

以亲属称谓语的外化使用这一现象为例,探讨了中国和日本两种语言环境下亲属称谓语外化用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个性。分析其原因,并揭示了中日两国家族结构形态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对各自国家社会形态的影响。     

试析中日同形副词“多少”

中日同形词在词义、用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日同形词的词义、用法会有所差异。作为副词的“多少”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都属于低量级的程度副词。本文通过分析例句来阐释“多少”在两种不同语言环境中的异同,以其能为汉日同形词的教学及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玄学与科学之“殊途”与“同归”——以中日建筑民俗的比较研究为视点

从中日建筑民俗的变迁中,体味两种文化背景所铸造的民俗特征及所构建的文化空间,有助于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从＂龙＂、＂气＂等风水理念之差别入手,对中日建筑民俗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展示出我国两大风水流派＂形势宗＂与＂理气宗＂的吉凶观念;对照证实主义的科学方法和自然生态景观理论,剖析两国建筑民俗变迁、发展的要义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风水＂在中日建筑文化中都有着长久的传承,应该给＂风水＂一个生存的空间,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感悟。民俗中的＂玄学＂部分,其中有些神秘文化现象虽至今仍未能以现代科学加以解释,但其与＂科学＂并非一定存在矛盾,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两者的切合点,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妨令其共存。     

浅谈“味”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现实与历史人文基础

“味”成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有其现实与历史人文的必然性。现实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及审美关系中主体赋予超过客体自性的丰富性,为用“味”概括艺术表现现实的审美层面提供了原发性潜质。言意关系及其极大艺术表现力为“味”用于诗论审美提供了表现中介。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审美心理结构与文化思维取向等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则决定了“味”意蕴由生理向精神、审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