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是羔羊--反对自我归罪与沉默权

反对自我归罪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由该项原则所衍生出来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经过不断的发展,成为维护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承认沉默权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法制的人文关怀不足在刑事程序方面的具体体现.法制文明的进步和国际化的趋势要求我国立法确立沉默权.     

评析被告人的沉默权与司法公正

沉默权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及诉讼制度的变革,人们更多地谈及到沉默权.那么,什么是沉默权,它包括哪些内容,它与司法公正有什么联系?本文试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我国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对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持肯定态度.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地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同时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     

论沉默权

沉默权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诉讼权利,本文探析了沉默权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揭示了沉默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充分展示人权的言论自由的属性与追求哲学上的平等,同时也论及了我国关于沉默权的法则与沉默权对刑讯逼供的制约。     

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是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同时也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沉默权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确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是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同时也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沉默权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目前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确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试论沉默权对侦查工作的冲击与对策

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 ,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从理想的角度来看 ,沉默权制度是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良善制度之一。沉默权的法理基础从根本上来讲的确就是保护人权 ,这种保护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将是一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大变革的前奏。本文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 ,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 ,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对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较为充分的展望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论刑事沉默权——从法理学角度对坦白从宽与刑事沉默权的思考

最早产生于19世纪英国的刑事沉默权,伴随着当今世界法制一体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正逐渐突破法系的界限,为各法治国家普遍接受。中国法学界对刑事沉默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与我国多年实行的坦白从宽政策相冲突。实际上,沉默权制度与中国坦白从宽政策两者之间在实质上并不矛盾。对此,需要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引进西方的沉默权制度,从而追求更高的效率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最佳的平衡点。     

关于刑事证据法中设立沉默权之我见

在刑事诉讼中,沉默权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与讨论。而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杜绝刑讯逼供,有助于证据的认定,并且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实施控辩式庭审模式的重要条件。但对于沉默权还应加以一定的限制。     

论沉默权制度的理性对待

从价值层面来说,沉默权制度既有积极价值,也有其消极意义.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沉默权制度的价值便有不同的显现.在英美等国家中,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使得其积极意义彰显,消极意义得以限制,从而产生了利大于弊的效果.然而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因而我国刑事司法中不可盲目引进沉默权制度.     

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是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律师帮助权对犯罪嫌疑人所起的作用不大。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我国立法构想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与构想

随着近年来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兴起,各国日益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心由保护被告人权利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与权利享有不相称的尴尬局面,因而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刑事被追诉人之质证权探究

作为刑事被追诉人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质证权已经为国际公约、地区性条约和各国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并加以保护。基于质证权,被追诉人不仅可以参与刑事诉讼,而且可以积极主动地质疑控方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质疑控方证人的可信性。由此可见,质证权反映了主体性权利的属性:自主性、自觉性和自决性,体现了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通过对质证权的内容及模式的探讨,可以阐明质证权之于被追诉人的价值,提出完善我国的质证制度、保障被追诉人质证权的设想。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从犯罪人那里得不到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国际条约和国外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规定,理论依据及其评价,刑事诉讼价值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步构想。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社会伦理环境的生态平衡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伦理环境密切关联：古代伦理道德体系与早期弹劾式诉讼制度,等级差序伦理观与传统纠问式诉讼制度,近代自然权利理论与辩论式诉讼制度保持着同构共生、动态衡生与网络整生的生态平衡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程序更新势必要求同步推进道德体系建设以保持二者的平衡互动。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应与新型道德原则精神相协调,力促刑事诉讼法律系统与社会伦理环境保持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