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的三大误区

中国史研究在历史观上有三大误区 :一是规律至上论 ,二是造反有理论 ,三是帝王崇拜论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面对这一挑     

黄宗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析论

黄宗智作为当前美国中国学界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学者,其中国史研究洋溢着显著的特点:深刻的辩证反思;改造基础上的广泛借鉴;深入中国实际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转换;研究历史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口述史学的引入,推动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突出了其学术性特征,带动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使当代中国史研究更趋于社会化、民主化。但是,口述史学方法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当代中国史中的运用与发展。因此,研究者应积极采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努力避免口述史学自身所存在的弊端,促进口述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西方心理学中的质化研究思潮

质化研究近年来在西方心理学中悄然兴起.质化研究的特色是探讨主观体验,在具体的情境中把握心理和行为的意义.质化研究在心理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詹姆斯对意识流和宗教体验的分析、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探索等都是质化研究的典范.质化研究在心理学中经历了经验一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席卷整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心理学中质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质化研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后学"研究在新世纪中国--2002年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学术史描述

后现代主义 (postmodrnism)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在中国当代学术领域形成对现代性分析的学理框架。 2 0 0 2年度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中国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在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 ,不仅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 ,而且拓展到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本文注重新世纪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哲学、政治学、法学、后现代管理学科和科学观研究 ,以及后现代文化和文化批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刍议

“新历史小说”力求保持历史的原生态,而不再成为教科书的知识补注。“新历史小说”突破了过去单调划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当代人性进行总体性观照。“新历史小说”作家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不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本土资源相对缺乏。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依托于其史学的整体性发展、厚重的学科积累和丰富的本土理论资源 ,故能取得令中国和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尚在幼年时代 ,学科积累单薄 ;而且 ,由于中国史学在转型中出现困难 ,不同学科领域缺乏交流 ,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均不成熟 ,因而外国史研究未能从本国学术和思想中获得充分的滋养。外国史研究者通常只能片面地借助域外资源 ,难以产生有特色和影响的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学者更应借鉴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成功经验 ,充分发掘本土资源 ,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 ,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 ,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以中国梦统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通过阐明习近平中国梦的内涵、性质和意义,引导学生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实质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追梦史,它经历了梦碎、梦醒、铸梦和圆梦几个阶段,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逐步接近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坚定中国梦信念,抵制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

社会真理既是人们对社会存在、过程及其本性和规律的正确揭示和合理把握,又作为社会演进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贯穿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始终。客观合理地评价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蕴含的社会真理思想,既是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时代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自从建立民族国家以后,国家认同问题就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凸显出来。由于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甚至存在隐忧。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必须加强国家认同建设,提升国家认同的水平。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