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璘与平播之役

万历时期之名将陈璘一生经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役；其中播州之役为其军事生涯之巅峰；在此战中，陈璘身先士卒，多次在明军处于被动时，带领兵士勇猛作战扭转局势，为明廷最终平定杨应龙之乱奠定基础。陈璘将军保卫祖国统一之不朽功绩，必将为后世所铭记。     

试论明末锦州战役

一六四○年—一六四二年的明清锦州之战,是继一六一九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会战。清政权为之投诸倾国之兵,明朝亦集八镇十三万精锐于一役。经过二年之久的角逐,终以明军被歼殆尽、主帅被俘而告结束。这次战役,在动荡的十七世纪中     

辛亥前后杭州新知识界与学生运动——以“木瓜之役”和“浙一师风潮”为例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前以“木瓜之役”首起端,十年后又以“浙一师风潮”赢得了五四运动在浙江深入发展的高潮。先锋与本体之间的冲突弥漫于新知识界尤其是“浙一师”内部,这一特征从“木瓜之役”到“浙一师风潮”中逐渐清晰。新型媒介的出现与成长、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嬗变与转型、新知识界主体人格的培养与转变以及新式社团与舆论的“制造”、传播是其诱因。“木瓜之役”只是对“廉耻教育”进行了嘲讽,尚未出现新话语。“浙一师风潮”通过新型媒介承载的新话语形成日渐宏大的新信息源,开阔了人们眼界,也孕育着浙江本地乃至全国的政治气候。     

论王振的“挟帝亲征”

本文从具体史料出发,论证了“土木之变”前王振只是从旁助成英宗亲征,而不是象《明史·宦官·一》所指的“挟帝亲征”。并根据种种记载分析,王振只在事件中扮演劝成的角色。最后指出王振所以在英宗亲征一事上遭到历来史家的非议主要是基于明军的覆师土木,由于事件终以失败结束。     

对《诗经之役车》一文的商榷

翟相君同志所作《诗经之役车》一文(以下简称翟文),对于拙著《毛诗车乘考》,有所议论,重承见知、微言清酬,用共商榷.一、关于“役车”在诗经中仅出现一次,不得称通名,以及不应作为甲项诸问题.按《毛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郑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     

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王廷对明日封贡议和的反应——以通信使黄慎的遣出为中心

碧蹄馆之战后,壬辰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明朝和日本不断就议和条件进行交涉,最终日本答应撤军,明朝遣出册封使至朝鲜,准备待日军尽数撤退后渡海赴日。在此期间,朝鲜对于封贡议和极其厌恶,对遣使参与议和的提议更是强烈反对。然其迫于压力,不久动摇,同意遣使。再后议和失败,朝鲜则迅速遣使赴明请兵,积极备战。这些反应及态度变化,既反映出“自我中心”思潮影响下,朝鲜王廷诸多心理、举措与“事大”传统的冲突,又反映出军事受挫情况下,朝鲜在面对日本时更为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心态。黄慎出使日本,记录了册封议和的种种细节。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封贡议和活动中朝鲜层面的详实状态,进而揭示当时多重且多变的东亚国际关系。     

柳宗元“不为人师”新解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指出:“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有人据此就说柳宗元“不敢为人师”,这实乃皮相之见。事实上,柳宗元始终在为人师,当年他在京都就广纳后学,据其《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     

文禄·庆长之役与朝鲜文化的传播

16世纪末,由丰臣秀吉的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史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殃及朝、中、日三国。与此同时,经过战乱,众多的朝鲜人被俘去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致使朝鲜的朱子学、医学、印刷术、制陶瓷术等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回顾距今400年前的这段历史,颇有启示。     

地役权的现代化

地役权为一种重要之用益物权,因应地役权之现代化,我国台湾地区本次"民法"物权编修正,研议就地役权之适用范围予以扩大,将传统仅适用于土地及土地所有权人之地役权扩及至其他不动产和不动产用益权人,将"地役权"概念修正为"不动产役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解

《诗·王风·黍离》(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力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因诗中未有“大夫行役”之言,未见“宗庙宫室”之语,故今人对《小序》之说颇有疑辞。笔者与萧泰芳师论及此事,他认为《小序》还是可信的,并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为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