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

勋官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与散官相近似的荣誉性称号。“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阶爵之外,更为节级。”唐代的勋官制度已相当成熟,从上柱国、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自上而下共分十二级,以转为表示勋级的单位。作为古代职官制度     

唐代本阶官位的形成与勋官地位的演革

周隋时期,府兵军号的滥授及其阶官化过程,削弱了这类军号原有的军事职事功能,却使得府兵制组织系统拥有了重要的品阶政治功能;府兵军号也因此成为周隋官阶体系中本阶官位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周隋时期主要依赖府兵制品阶系统来构建本阶官位制度不同,在吸收前代官阶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唐代的官阶体系顺应了当时政治环境与条件变化的趋势,分化出文散官、武散官及勋官三大品阶序列。其中,文散官与武散官最终摆脱了府兵制品阶系统的束缚,各自构建出独立完整的散阶序列形式,共同形成了唐前期特有的文武分化型的本阶官位制度。由府兵军号不断发展而来的唐代勋官,此时已不再充当本阶官位的重要政治角色,其所具有的政治地位与品阶价值呈现出低落化的特征;而其高级勋官仅具有形式化的开府权,十二等勋官整体被纳入到"比""视"官品的低端品阶结构之中。总之,唐代本阶官位的形成与勋官地位的演革,为后来官阶制度及职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唐代百姓勋官考论

在唐代勋官不是给予特定人,而是以一般百姓为对象而赐予的官位.在唐朝成立过程中,"杂用隋制"的勋官开始赐予给许多百姓.虽然难以认清全部规模,太宗贞观年间勋官人数已经达到十万以上,在玄宗时期至少150万人以上.勋官的大量赐予具有两种意义.勋官把多数百姓作为赐予对象,并且从可以享受赎刑上的特权和役制上优待的特点,就会联系到汉代的民爵传统.但是,在唐代国家赐予勋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动员人民的劳动力,并且这种功能却强调了勋官的官的特性.可以说勋官是半官半爵的存在.唐代对人民支配的特性,通过具有这种二重性的勋官,可以有效地支配人民,从这一点上,就能找到其特性.     

论隋唐的门阀之争与关陇集团

隋唐时期的门阀之争,主要是关陇集团与山东土族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从北周末年尉尺迥起兵反对杨坚代周开始,直到唐初武则天的改周称制时为止,前后经过一个多世纪。在这长期复杂的门阀斗争的过程中,是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江南、代北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与瓦解,也是关陇集团为代表的隋唐王朝相继建立和发展。隋唐的门阀斗争,从其社会、经     

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

卫官是唐代官僚制度中较为独特的一环,与职、散、勋官并列,其主体构成是三卫.三卫本为品官,但在唐代墓志中常以体现身份从民到官变化的“释褐”一词来描述三卫补吏的过程.本文认为,三卫补吏称“释褐”,并非由于“释褐”词义的嬗变,而是由于三卫品官身份的不确定性,唐人眼中的三卫某些时候毋宁说是一种任官资格,性质上介于官民之间.三卫这一身份特征是由其候选官功能所决定的,在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候选官上也有体现.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论唐代选官制度变革对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经历了由前期重视出身身份到中后期重视科举考试成绩的变革,这种变革对唐代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士族女性在夫婿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前期重视门第出身,后期重个人才能。     

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下)

三、流内比视官之二:中央与地方州郡中正 如果说世入北齐,领民酋长这一昔日的荣誉光环由于被涂抹上一层流内比视官的亮色而依旧熠熠生辉的话,那么高齐政权将中央与地方所置州郡中正列入流内比视官,则是对执掌地方选举大权的高门士族和当朝新贵的一种政治优遇,并且对维护北齐的政治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

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河湟各族土官不断进行身份重构,在政治取向、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构,从最初的“土流参治”、“土流参设”到“土流参任”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李氏土官为例,通过其达成明初“招番拒蒙”、“封土司民”土官职责的事迹,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明初西北土官群体身份调试、建构上的若干特点.     

唐代宦官供奉官考

唐代宦官供奉官是不同于内侍省职事官或内诸司使的第三类称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职供奉官,侍奉在君侧以备顾问应对,执行奉使宣谕等任务;二是内诸司使兼任供奉官,由于部分内诸司使供职内廷,兼任供奉官则可经常接近皇帝;三是荣誉赏赐的加衔。等级上,最迟在咸通年间基于服色,已形成紫衣供奉官、绯衣小供奉官,包括绿衣供奉人员在内的等级鲜明的序列。相应的身份地位和任务等不尽相同,体现了宦官供奉系统逐渐成熟完备。宦官供奉系统具有鲜明的"私"的特征,是唐代皇帝意图建立个人权威系统的尝试,也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三次行军考

行军一词在北周、隋、唐有特殊的含义,指出征的军队,即所谓"行军之号,本系出师".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行军问题,今就其中有关三次行军的情况分别考释如下.一、?海道行军1965年阿斯塔那第346号墓出有《唐乾封二年(667年)郭?丑勋告》(以下简称《勋告》),移录如下:     

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

曹操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实际上他更重视人才的"品行"。通过"清议"品评"等"乡闾品位"的途径与方式,曹操将其重视德行的用人政策贯彻到整个的用人实践中。不仅如此,曹操将过去民间"乡闾品位"的"私法"行为"官方化",既有效夺取了汉末士族在选官授职方面的隐形权力,又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为士族政治上重新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论明朝河湟李氏土官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

明初河湟李氏土官历代虽只承袭武职,很少任文职或僧职,但在开创西宁卫治、招蕃拒蒙、守土司民上却异常活跃.同时,李氏又与喇嘛、寺院关系密切,并借助其势力,深刻影响了明初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明万历年间的"湟中三捷"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明朝西北土官利用喇嘛寺院边口地区来完成明"捍蕃"、"拒蒙"、"保境安民"的职责,进而成为明在西北边防上不得不倚重的重要"藩篱".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从“父子”到“君臣”:明太祖义子现象与明初政治秩序的构建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际广收义子,赐名改姓,与之结成拟制父子关系。朱元璋通过义子节制诸将、出镇地方,将军队置于拟家庭化的构建之中,缓解了乱世中"部下多易于去就"的内部信任危机。但随着朱元璋集团由地方势力向君主政权的转变,义子关系已不适用于皇权政治。洪武元年前后,朱元璋在推行"正纲纪、明上下"礼法秩序的同时,逐渐命义子复姓归宗,双方关系由"父子"变为"君臣"。在明初政治秩序的设计中,复姓后诸义子的政治身份逐渐转变为普通武臣和勋臣贵族。随后,朱元璋又分封诸王,代替义子出镇地方、控制军队。由此,朱元璋完成了对复姓后义子身份的重塑,以及对义子原有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义子是考察朱元璋从起兵到建立王朝过程中权力结构建立与转变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明初政治秩序的一个着眼点。     

论魏晋南朝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兼论武职官被轻视的原因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品较高,在朝中的班次较前,在获得封爵、赠谥以及配享王朝太庙的机会等方面占有优势;地方武职官,较之民政官,品秩更高,职权更大,发展前途更佳。所以,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经济地位也较优,地方武职官有俸禄、府田、军资等合法收入,也有“送故”等惯例性的收入,还有经商和非法经营的收入。魏晋南朝人们对于武职官的轻视与鄙薄,不关乎武职官的地位,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也与此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还与个人的好尚有关。但是,实际上,士族离不开事功武力。     

说“县官”、“官”的天子义

上古曾称天子所居之处为"县",进而扩而大之,将整个国家也称为"县",以"县官"指天子;"官"有国家义,天子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因此由"官"又引申出天子义.对"县官"、"官"二词的天子义,现代一般大型辞书往往只停留于前人的识断,释义未周,皆当乙正之.     

唐代门荫制度诸问题再探讨

唐代门荫制度以本品为标准,散官、职事官五品以上,勋官视二品以上,爵位都可以有荫。通过对《新唐书》和《唐六典》的考释,可知在间接用荫的途径中,品阶、身份与用荫为卫官之间,在高层次上是一对多的关系,在低层次上是多对多的关系。用荫入学馆,《选举志》中记述的是龙朔二年以前的一种综合情况。直接用荫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用荫出官并非要先结散品,再获得官职。门荫制度在唐后期并没有衰落,它始终对官僚队伍的结构产生着重大影响。     

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