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思潮的认识

本文简要梳理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思潮,并对有关的教训进行总结。认为,建国后十七年有两种史学思潮,一种是历史主义史学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史学思潮,两者相互斗争。前者在十七年的大多数年份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文革”前夕受到了批判,后者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主义思潮之受到压制,与自身理论的不彻底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极“左”的政治环境。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通俗史学与科学史学之争--以麦考莱为中心的讨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英国著名史家麦考莱的历史写作,科学史学与通俗史学的支持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争论。科学史家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著作是为同行专家所写,应该为公众提供历史知识和经验教训。通俗史家则追求历史学的艺术性,认为历史著作应为读者而作,史学应兼有教益与娱乐的功能。麦考莱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保证历史科学性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历史叙述和文字表达,让学术成果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银幕上的乡土中国 ———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管窥

如何研究农村?人们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寻找答案。而对于现实之外的农村——比如说银幕上的农村,无论是研究电影的学者还是研究农村的学者关注都还不多。实际上,如果不了解农村,对于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则只能浮在表面,而不研究电影,我们对农村的研究将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部分。文章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旨在揭示出一个银幕上的乡土中国,由此出发也许可以从农村研究与电影研究结合的角度拓展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     

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

十七年戏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共生互补,话剧的突出特点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上是“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之上。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完满的历史契机。然而就在社会历史进程大踏步迈 向现代化时,文学却逆向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反现代性倾向,它具体表现在理想化的主导基调、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及单一直线的艺术思路、颂歌兴起及大团圆结局回归等,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论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创作

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作品一方面宣传抗战,一方面力图通过借用民间文艺形式,注入新思想,达到启蒙的目的。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通俗文艺创作、通俗文艺理论探讨、通俗文艺教学和培训。老舍对待通俗文艺经历了曲折的接受和扬弃的过程,从积极热情地学习并实际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宣传抗战,到终因难度大而效果并不理想,逐渐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新文学样式。老舍通俗文艺创作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其局限性在于未能认识到宣传和艺术的悖论,虽力图兼顾二者,但在实际写作中却无能为力,以至割裂了内容和形式。老舍所采用的"旧瓶新酒"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的内在缺陷,最终造成了老舍创作通俗文艺时使命与苦痛感并存的状态。     

论通俗音乐的美学意义

通俗音乐与严肃音乐相比 ,通俗音乐的欣赏群体最广 ,社会需求量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 ,特别是进入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超高速地向前推进 ,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音乐艺术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 ,通俗音乐在强大的传播媒介支持下 ,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流行性 ,中外已越来越趋于一种大融合状态。通俗不等于庸俗 ,通俗音乐也不同于流行音乐。从音乐行为和音乐观念两方面来看 ,通俗音乐自有其独特的审美意义。     

老舍通俗修辞主张论略

通俗是语言大师老舍先生一以贯之的修辞主张,也是他作品的一大风格特色。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老舍作品的通俗特征以及作者熔铸通俗的手段和方法:“从俗话中掏出来珍珠”;“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尽量地发挥本国语言之美”。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