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心目”关于《诗归》的评点

“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心目”关于《诗归》的评点●韩玺吾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从文学发展史来看，都离不开传承的关系。要之，明代的诗文理论，一直是在师古与师心之间摇摆，七子派以格调说来求古人真诗，终不免落入复古的窠臼，其弊流于肤廓；公安派虽提出了性灵说...     

韩愈与成语

唐代韩愈不但是著名的诗人和卓越的散文家,同时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言大师.他一方面响亮地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自古于今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各识职”等口号,一方面又以“善造语”而著称于世,提炼和创造了大量的文学语言。他不仅善于运用成语,而且还善于创造成语,为文学语言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韩愈很注意吸收古人语言中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古人创造的成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袁枚"性灵论"探微

“性灵”是中国古代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发端于南北朝的论之中，经历代学的阐释与完善至清代袁枚终于灿然大备而自成一体。本着重考察了袁枚的“性灵”理论，从“性情”和“灵机”两个方面入手，指出袁氏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强调童心率真之情，天赋之情，男女之情；在创作形式上则追求灵动，自然而富有生命力。这一切最终构成了袁氏“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主张。     

《管子》校释再补(续)

《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按:力,功。《国语·晋语二》:“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韦昭注:“力,功也。”《左传·昭公二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杜注:“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吕氏春秋·应同》“霸     

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

翁方纲继神韵、格调、性灵三说之后,又提出了新的诗学主张——肌理说。本文讨论了其“肌理说”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及基本内涵,阐述了翁氏对神韵说的补救与改造,以及对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     

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异域之眼":日本文话中的韩海柳泉

日本文话尊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宗师地位,对韩柳的评骘与中国文坛主流倾向相吻合,其自主意识从"文以明道"出发,突出表现为普遍的"尊韩略柳"倾向,尤以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尊韩附经说"为典型。透过日本文话可以发现,韩柳之明道、宗经思想,务去陈言之文学主张以及如海似泉之文风等,均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可谓日本文话中的一双反观中国的"异域之眼"。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说论评

袁宏道是明代性灵说诗论的代表人物。性灵说的理论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求真的个性意识,注重趣韵,追求风格的新奇与语言的本色自然。他企图通过真、趣、韵、奇的结合创造出轻俊清新的诗体,因而在创作上主张任性而发,不拘格套。从诗歌理论发展史来看,其性灵说于儒家的言志载道、温柔敦厚之外别开一种境界     

“经典会读”如何做

应对经典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因今日我们处在近乎断裂的传统之中，已经丢掉了经典置身其中的文化土壤和思维方式，若不先存温情与敬意，我们必以今日之文化、今日之视角、今日之思维去评点、审视、质疑古人，轻则诬为糟粕，重则径为唾弃，实均不免隔绝、误读、狂妄之弊。所谓“温情与敬意”，并非欲诉诸非理性的心态来信奉古人，恰恰相反，“温情与敬意”主张应先摆脱今日之成见。     

中考满分作文揭秘

中考作文,虽说人人得满分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说明得满分是有可能的。倘若我们能透过满分作文神秘的面纱,从中寻找出一些写作规律,学其一鳞半爪,对我们的作文不无好处。一、选材,蕴涵时代色彩“惟陈言之务去! ”“烂桃半筐,不如鲜桃一颗!”可以说,蕴涵时代色彩的鲜活题材,无疑是赢得满堂喝彩的重要因素。从2003年、2004年满分作文来看,不少小作者在选材上独具慧眼,颇有时代眼光,所选的素材鲜味十足,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把敏锐的视角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有关注“非典”时期民生民态的《真好!没有“非典”的日子》、《乌云终于散去》、《…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     

试论歌曲创作中词与曲的辩证关系

<正> 歌曲艺术,是一门融诗歌与音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我国的音乐,从它一诞生就同诗歌有着不解之缘.“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声律从之.”创作实践表明:一首优秀的歌曲,必定是词精曲佳,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因此,要探讨歌曲创作规律,就要从研究词与曲的辩证关系入手.而我国当代的歌曲,又是从古典歌曲的基础上,适当融进部分西乐而发展起来的.它同中外古典歌曲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们又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研究词与曲的辩证关系.     

文史新考(二则)

古人称喜事曰“吉”、“大吉”、“吉祥”、“吉利”.称灾事则曰“凶”.此二语之来源、暗昧已久.兹说之如次:古字甲骨文形体作:“(?)、(?)”.(参看《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第44页)(旧说吉字形象牡器,或象予兵,皆不确.)今案,吉字形从口,从矢,或从射;于     

论清代无锡诗人杨芳灿

芳灿为诗,超越其师门格调、性灵两派,其诗多铺叙繁华,风流华美、富丽芊绵是其主体风格,在乾嘉诗人中,别具一格.在西部为官时,得雄奇壮丽的江山之助,也有朴实劲健、雄壮磊落的写景之作.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张问陶诗学思想论纲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 ,高扬主体意识 ,破除沈德潜的儒家封建文学理论和翁方纲的作诗规范 ;“性灵诗”必须有创作主体之“天真”与表现对象之“天真”自然凝结为具有“天真”艺术本质的艺术本体 ;“诗发乎情 ,情触乎遇” ,作诗的动因“慨然有感于身世之间” ,这个观点使张诗在抒写性灵之同时 ,能兼及“天下大义” ;主张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但张诗的基本风格是“空灵”和“沉郁” ;崇尚“天才” ,但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炼。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试论《品花宝鉴》艺术品位上的时代特色

作为清中叶文坛终结期的一部世情之作,《品花宝鉴》在创作手法上体现出了世情小说的写实精神,同时兼有才子佳人小说风雅纯正的格调,审美追求上体现出了清中叶“性灵”思潮所高扬的任情率性、自得风流的精神底蕴。作品的艺术手法、文体风格、审美追求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