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文献学价值

叶昌炽所著《藏书纪事诗》开藏书家研究先河,该书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自五代到清末藏书家的事迹,其中还介绍历代刻书、抄书、校书等方面的情况。本文重点浅析了《藏书纪事诗》一书所蕴含的板书、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文献学价值。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是地方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该地区文化的总量,表征着地方文化的发展.书院藏书活动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不仅服务于书院师生,还面向当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书院刻书在满足自身教学、研究之需外,还刊刻地方文献,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毛晋与缪仲醇《神农本草经疏》

明末清初 ,常熟隐湖 (今常熟沙家浜镇 )藏书家与版刻家毛晋 ,平生笃好藏书刻书 ,其珍藏善籍 ,雕刻佳本 ,一时名传四海。“汲古阁” ,乃毛氏藏书刻书之处。明天启年间 ,常熟名医缪仲醇编撰《本草经疏》30卷 ,在毛氏大力支持下 ,始能雕刻刊印 ,其间缘起 ,颇多感人肺腑处。     

《嘉业堂藏书志》整理记

嘉业堂藏书逻迩闻名，所刻各种丛书，世亦多加好评，不数十年间，风流云散，识者为惜。其藏书总目及善本目录，因系稿本，知者甚寥。本文简述《嘉业堂藏书志》稿本经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赓续编纂之原委，并对此次所作整理情形略加说明。《嘉业堂藏书志》（附刊王欣夫所辑《嘉业堂群书序跋》）即将出版，适值嘉业藏书楼建成七十周年，想此为海内外同道所乐闻。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藏书刻书述略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公私兼而有之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元代杭州西湖书院的藏书、刻书在我国的文化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具体考察了其藏书.刻书情况，包括藏书数量、特点与对图书的保管、整理以及多次修复、补刻原宋太学书板、主持刻印《元文类》、《文献通考》等重要典籍的经过．并总结了它成功的经验：地方官员的关心支持、历任山长的重祝，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并经常得到官私的资助等．这些经验对今天的学校教学、科研有重要借鉴作用．     

《(晏鸟)林子》的借鉴作用及其他

《(晏鸟)林子》,明人赵(钅弋)著,共五卷.钞本原为吴县三十五峰园汪氏藏书.清代始有仁和胡廷为之校讹付刻.后由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晏鸟)林子》一书,是赵(钅弋)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下野"以后所撰的一部"无韵《离骚》"式的作品.他"退耕山中"日把书坐茂林","意有所得,取木叶书之",积少成多,成为一帙.他尽管标榜为了"避俗",其实谈论评说的内容,却都是尘世间事.一方面,对现实痛下"(金咸)砭",一方面,又从历史的比较中,"鼓吹"施政和治学的主张.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如果能谦恭下士,有所垂询,那末,赵(钅弋)的《(晏鸟)林子》倒也能起点《资治通鉴》的作用.从我们今天无产阶级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     

书院文献的类分标准及《书院文化数据库》的构建与实现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兼藏书、校书、讲学、读书、著书、刻书等活动于一体,具有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事业的多种功能。文章研究了书院文献的类分标准,从结构、硬件、软件、实现的功能和界面设计等方面阐述了《书院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方法。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

叶德辉是湘学中的重要学者,《书林清话》是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该书汇辑了宋代以来历代私家藏书的目录,并对唐宋以来历代的刻板刻书情况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

一、产生混淆的原因凌蒙初刻本《西厢记》与闵齐伋(遇五)刻本《西厢记》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问题,三百年来是比较混乱的。这混乱何以会发生呢?因为凌蒙初和闵齐伋都是吴兴(湖州)人,年龄也比较接近,他们刻书的活动主要都在明代天启、崇祯(1621-1643)年间。他们刻的书在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方面都有些共同点,而又没有校刻者的牌记,容易混淆是难免的。因此,有些书目在著录中就产生了不少错误,例如陶湘的《闵刻书目》把凌蒙初集评,并收进了凌蒙初本人写的《西厢记凡例十则》和《五本解证》的《西厢记》也作为闵刻,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凌刻《西厢记》     

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

两宋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收藏的黄金时期。北宋初期，图书的编刻和收藏具有了较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两宋朝的图书编辑相当活跃，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四大类书。两宋朝的图书刻印形成官、私、坊刻三大系统，两宋朝的刻书业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两宋朝统治者将图书文献视为文治和教化的体现，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以馆阁藏书为主，辅之以各地方政府及州学、书院藏书。另外，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私人藏书更具特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之多，规模之大，收藏之丰，都堪称前世未有，后世楷模，在中国图书出版和收藏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记》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的《西厢记》是解放后新发现的明刻本之一,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即定名为《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上海古籍书店当时请赵景深先生写了一篇跋文,此文赵景深先生后来也收进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戏曲笔谈》一书(1962年)。赵文对何璧的生平以及所校刻的《西厢记》的特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对何璧所采用的底本也作了探索。我根据新获得的史料,对赵先生的介绍、分析和探索有所订正和补充。兹分述于下:     

2000年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的新进展

自2001年两部中国藏书史研究巨著《中国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出版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私家藏书仍是研究的重点,取得很大成就。不仅有通史性的著作面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区域研究、断代研究成果涌现。区域性藏书史蔚为大观,地方性藏书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官府藏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探微

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来源大致上有购置、赐书、出版和搜集几个途径,其中购置是其主要渠道,为了使藏书更好地服务于书院的师生,北京古代书院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北京古代书院藏书在培养人才、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后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问世,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节本)的出版,时光流逝了三百五十余年。在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金瓶梅》一书,虽屡遭禁毁,但禁者自禁,刊者自刊;其间,词话本、《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本、第一奇书本以及名目繁多的“真本”、“古本”、“足本”等删改本和影印本,总计不下四十种,这还不包括满文译本及各种外文译本在内,更不包     

从《语助》到《音释助语辞补义》——关于我国系统研究文言虚词最早年代的考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之后加了一条附注,全文如下: 关于卢以纬氏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语辞》,我们年来略事收集,开承朋友们帮助摄影、抄录,已经得到四种本子。其中三种都是以“助语辞”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语辞》,见胡文焕编的《格致丛书》,书前有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胡文焕氏《助语辞序》;(2)清代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康熙丁酉年(公元168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3)日本出版的《重订冠解助语辞》,享保丁酉年(公元171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这些名为“助语辞”的书,都是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