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与驻美公使陈兰彬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其军事强势和不平等条约继续巩固、扩大外国在华可享受之利益与特权，基本确立了对华国际关系体系。在业已确立的大格局下，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力阻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丹佛排华暴乱后积极进行索赔交涉，维护在美华工正当权益，捍卫民族尊严，搏击汹涌而朱的排华浪潮，是一位不辱使命、令人敬佩的外交官。     

陈兰彬对华侨权益的维护

雷州历史文化名人陈兰彬曾是晚清留美幼童的第一任监督,其后他担任了清廷派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第一任公使。在其持续近九年的两项“第一”任职中．无论是作为留学监督还是驻外公使,陈兰彬都对华侨的权益做了竭尽所能的维护。     

持重趋新孚老成——论陈兰彬的文化品格

陈兰彬以翰林加身,书生入仕,因入幕于曾国藩、李鸿章,相继而为首位官派留学生监督、海外华工维权人、首任驻美日秘公使。他忠于职守,筚路蓝缕,书写了中关外交史、文化交流史的首卷。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两难抉择中能做到主次分明,体现出陈兰彬身上传统而趋新、趋新而持重、持重而保底的文化品格。这是特定时空背景塑制的特殊文化现象,颇值得人们思考与品味。     

略论陈兰彬的乡土情结

在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陈兰彬以其难以释怀的乡土情结,在近代留美学生教育、出使美国以及保护海外华侨、华工权益、关注家乡民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贡献颇多,不仅反映出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也成为他们行止的原动力。     

容闳与近代中国早期的外交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后，积极推动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并被清政府派赴美国作为管理这一批留学生的主要官员之一。随后又担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副手，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并对保护华工做了大量工作。     

陈兰彬与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起始

华工出国自近代以后大量增加,那么晚清政府对出国华工抱以何种态度?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清政府是不顾华工死活的。发生于1873年的陈兰彬奉旨调查古巴华工状况之事,却显示了另一番情景。近代以后,华工出国方式和中国对待华工政策,开始向正规化和法定化方向转变,既立约保护华工的人身权利,也立约规范外商的招募行为。陈兰彬调查古巴华工及其所带来的新订华工条款,可以说是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第一次实质性行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待出国华工政策的新时期。     

张荫桓与中美限禁华工谈判

华工问题是影响晚清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1887到1888年间中美就限禁华工赴美进行了谈判．张荫桓作为当时的驻美公使负责了中方的谈判．虽然双方就该问题签订了条约．但因为各种原因．条约未为双方批准生效。     

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与构想述论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近四年的驻美公使。在此期间,杨儒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切实维护华工权益,并促成了1894年《中关华工条约》的签订,希望能部分解决美国的排华问题;另一方面又为该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即从根治当地华人社会存在的恶习着手,提高华人自身素质,同时考虑转移部分华工到墨西哥。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和构想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他的认知局限有关,同时也是清廷国力贫弱、无力对美国的排华进行有效的反击使然。     

守旧与趋新:再识首任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

今人对于陈兰彬的印象多来源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但容陈二人的政见矛盾,使得容闳笔下的陈兰彬存在不少不实之处。陈兰彬自身所留的《陈荔秋函稿》表明其虽为科举出身,但因久历洋务,注重实事,在推动幼童留美、调查古巴华工等事件中,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为一较开明的洋务干吏。     

斗争与融合: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

19世纪中后期,大量华人劳工以"苦力贸易"的形式来到秘鲁,这种劳动力的跨国迁移,有两种驱动力量,一种是"拉力",即秘鲁国内的劳动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种是"推力",即当时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民生凋敝、大量贫农被拐骗到秘鲁。在秘鲁务工时,华工遭到残酷虐待和压榨,这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华工赢得了自己在秘鲁社会平等的地位,秘鲁华人社会由此形成,华人并由此成为当地的强势族群。     

清季首任专差驻意大利公使许珏评介

近代意大利的国情与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作为首任驻意大利公使,许珏表现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态度,他主持翻译了大量有关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不但为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而且为意大利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受其出使经历的影响,许珏保守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     

浅谈1860年以后晚清政府外交护侨的表现

在晚清政府保护华侨的问题上,目前较多学者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而笔者认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晚清政府却能一改历代中国政府敌视华侨的政策,积极推行保护海外华侨的各种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的正式设立则是清政府在保护华侨问题上所作出的一种具体实践之一。此后,保护海外华侨成为清政府对外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如遣使、海外使领馆的设置等,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对于晚清政府在保护华侨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在国内设立总理衙门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设置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正式成立是晚清政府护侨活动的大事之一,此后护侨活动及使领人员的奏派、要求,统由总理衙门调处。总理衙门的内部机构在涉外上分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五股,其中,“法国股掌办法兰西、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往来之事,并掌保护民教及各岛招用华工诸事”,“美国股掌办美利坚、德意志、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往来之事,并掌办保护华工等事”。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肩负保护华侨的职责,且...     

论晚清早期驻英公使出使前的共性特征——以清政府驻外公使任用条件为研究视角

在晚清政府实施外交公使制度的初期,对代表国家与政府履行外交职责的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并没有明确的章程形式进行规定,主要是由君主饬任.而晚清早期的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却具一些共性的特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对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局的清醒认识;其二是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三是对西方世界情形的理性认识.从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与清政府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具有一定的吻合性,而这些共性特征则构成了他们被举荐为驻英公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晚清中西交往的误区——1854年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修约谈判浅析

:18 54年 ,英法美等国纷纷派遣公使到中国 ,并分别在上海、天津等地与中国官员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修约谈判是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利益而提出的 ,然而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清政府却尽力试图将英、美等国的修约要求纳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 ,清政府与英美公使之间的谈判实质上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模式来处理同一事件     

一战赴法华工中的“黑号”

由于英、法军事部门的残酷统治及华工群体内部的“痼疾”导致了一战赴法华工中产生了大量“黑号”。旅法侨界为了维护侨界良好的“中国形象”一方面加强了对旅法华工的道德教育力度,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法国政府在侨工管理制度上的变革,以图消除“黑号”产生的根源,但以失败告终。而由于“黑号”的不良影响及法人的恶意扭曲,华工的整体形象也发生了蜕变。     

黄遵宪与清末华工问题

黄遵宪是近代知名的外交家,在任旧金山和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一直积极地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黄遵宪认识到华侨经济的重要性,劝说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和保藩护疆.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和具有前瞻性的.     

北洋政府对一战俄国华工的保护与遣返政策

一战前后,数十万华工远赴俄国,北洋政府为了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以及遣返华工归国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制于华工出国途径的复杂性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上北洋政府不能很好地协调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在自由出洋阶段过于放任的政策带来了无法化解的弊端,导致了最终无法很好地完成其保护与遣返的既定目标。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从略萨看后殖民作家与本土文化的疏离

与略萨获奖一同到来的是众多的溢美之词.客观地说,略萨确实算是一个比较关注社会民生、反对专制暴力的正直作家.但是由于他先天的西班牙血缘基因和后天对欧美文化的自觉吸收与认同,使他成为西方思想观念在秘鲁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很多文学读者不甚关心的政治竞选中,略萨集中地表现了他脱离秘鲁社会、极力维护西方跨国资本和秘鲁有产者特权的基本立场,他所进行的这场竞选战争,实质上是代表有产者利益集团对政治寡头之间的战争,与占秘鲁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穷人其实无关.略萨在秘鲁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自觉地成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传声筒.同时,也由于他长期定居国外,他对秘鲁本土社会的认识,除了理论上的误区、文化上的疏离、更有感情上的隔膜和对立,反映了后殖民作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坚持民族利益,不惧强暴威胁——“交收东三省”谈判中的杨儒

杨儒(?——一九○二)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一八六一年以监生捐得员外郎,在兵部办理军务,开始步入任途。一八九二年起,先后任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一八九六年后改任驻俄公使。一九○二年死于彼得堡任所。他是一个普通的驻外使节,一生中事迹不多,是一个不大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清史稿》列传中连出生年月都无从查考的人。而他在“交收东三省”的谈判中,“慨时局之逾艰,愤强邻之逼处”,为争回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