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致命性——对《一九八四》中“思想”的解构主义分析

乔治·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其作品《一九八四》的一个显著主题.小说文本中“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这一二元对立和“双重思想”的解构主义本质,折射出“非正统思想”的潜在强大威胁力,以及“双重思想”作为极权社会的统治手段不断在威胁其统治地位的事实,揭示了“思想”对人自身和极权主义统治的致命性.“思想”的解构本质削弱了奥威尔所渲染的极权主义恐怖氛围.     

《动物庄园》中的极权主义

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寓言小说《动物庄园》表述了对独占革命果实的当权者的愤懑和对失去话语权的人民的深切同情。从极权主义概念出发分析了《动物庄园》中群体行为的极权主义倾向和极权社会图景,解析了极权社会的统治方式,指出平均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根本联系。     

地狱式的统治——解读《1984》的极权主义

乔治奥威尔及他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独特地位。作为反乌托邦小说，小说表现了扭曲真理、控制语言、监控个人隐私等集权统治模式，揭示了极权主义恐怖政治对人性的摧残。世上只要有极权主义肆虐，奥威尔的《1984》就不会过时，就还有阅读的价值。     

“人之死”——论乔治·奥威尔《1984》中极权运作下的主体消亡

《1984》隐喻地呈现了一幅极权主义统治的梦魇图景。在后现代主义空间及语言双重转向的视阈下,依托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同时结合其理论视野中互为一体的身体、空间和凝视等观点对文本进行解读,揭示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秘密,说明现代主体在极权运作下解体和消亡的必然性。奥威尔以一种后现代的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空间,以此启示人类找寻走出极权生存困境的新途径。     

从《如此欢乐童年》看奥威尔的反特权意识

《如此欢乐童年》是奥威尔晚期写作的回忆性自传散文，这篇散文蕴含着作者强烈的反特权意识。论文通过分析他对学校教师鞭子教育的憎恶、对阶级差异和阶级特权的反感、对强者规则的挑战来透视奥威尔对权力的批判态度，从而认识到奥威尔的这种反特权意识与其后期的反集权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有助于理解奥威尔创作中的权力情结，以及贯穿奥威尔一生写作的有关权力的主题。     

浅析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政治与艺术的和谐乐章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有感而作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小说打破了虚构作品的常规,融虚构、讽刺、象征和现实主义于一体。奥威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托,把现实与小说紧密结合起来,给人以真实感。通过运用象征手法,揭示极权统治的方法手段,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巧妙结合。     

《1984》中的反抗与革命

在《1984》中,奥威尔写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严酷性,但整部小说又是围绕着主人公对于极权的反抗来叙事的,包括以思想犯罪的方式进行的心灵的反叛;以身体为武器,用性爱来反叛极权主义的性政治;以及通过革命暴动来动员无产者推翻极权统治。《1984》中所有的反抗和革命都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价值,它们本身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同时,作者也对革命崇拜本身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可能仍然内在地蕴涵着极权的因素。     

奥威尔：极权主义的斗士与社会良心的写作

奥威尔的作品《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和《一九八四·上来透气》等均堪称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写作。但奥威尔之所以取得成功，决不仅仅因为他强烈的政治性，而是靠最能打动读者的话语力量，这力量莫过于揭露人们被极权主义欺骗的谎言，就像《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审美观照和揭示的那样，即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奥威尔式"艺术研究

奥威尔的小说主要涉及政治与贫困两大主题。他的政治小说围绕着反极权与反鸟托邦的话题．运用了寓言式与虚拟式的故事来叙述相关的政治恐怖事件；他的贫困小说是以目睹真实事件来昭示平民苦难。二个主题均突出了政治性，又体现了艺术性，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奥威尔式”艺术风格。     

《一九八四》的记忆政治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西方文学中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在三大帝国构成“静态”平衡的国际体系前提下,以主人公温斯顿和大洋邦的统治者英社为基点,塑造了五种历史与记忆的空间。从记忆参与政治建构的角度看,在这些记忆空间中,英社和温斯顿分别以记忆操纵和个体记忆为途径,来构建各自的历史叙事,以达到争夺大洋邦统治合法性的目的。通过两者的鲜明对比,奥威尔深刻揭示了人性与记忆、历史与极权统治的复杂关系。     

《启蒙辩证法》中的摹拟概念——对一种可能的人类学视角的梳理

摹拟是阿多诺思想中一个有重要地位的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可以看出一条关于摹拟能力在文明进步中逐渐变异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隐含线索.梳理出这条线索,不但可以将<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反极权主义和工具理性批判等主题贯穿起来,而且能延伸到阿多诺后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去.不过这条线索并非对一种总体历史的构建,而是对当前现实的瓦解.     

论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怀旧情结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著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中表现出对未来极权社会的巨大恐惧和对人类被独裁奴役命运的深深忧虑,因此,奥威尔的小说似乎总是放眼未来、预言未来的。然而,纵观奥威尔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对人类未来表现出极大关注的同时,也处处流露出对美好旧世界的无限缅怀,即怀旧情结。奥威尔以自己对生态乌托邦的积极建构、对童年回忆叙事的青睐和对田园世界的眷念与向往来完成自己的文学怀旧之旅,折射出怀旧者背后的"文学怀旧"传统和"向后看"的民族心理。怀旧与前瞻相辅并存,共同完成了奥威尔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政治体察与历史审视,对奥威尔小说中怀旧情结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伟大作家,把握他时代良心的脉搏。     

解读“奥威尔现象”

本文从奥威尔的生活经历入手 ,结合奥威尔生活时代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诸方面现实以及 2 0世纪末奥威尔所受到的种种殊荣 ,探讨“奥维尔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昭示奥威尔作品的现实价值和永恒魅力。     

政治寓言:《蝇王》中的极权主义及其启示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小说,《蝇王》是威廉·戈尔丁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作品描写了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斗争,既影射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展现了极权主义统治下人们的悲惨生活,同时隐含着作者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深深担忧.     

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 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

英国小说家奥威尔曾提出疑问：“为什么人对事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而媒体研究则是乔姆斯基对奥威尔问题探究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锁人们的视野。他一生孜孜探求的柏拉图问题与奥威尔问题，看似截然相反实则相互联系。乔姆斯基并未完成对奥威尔问题的探索，这一问题还有待在两个层面进一步开拓：一是公众逃避自由与媒介控制的关系；二是媒介话语的社会控制机制。     

语言的贫困

在西班牙内战中,一个人若被亲苏分子叫做"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托派分子",就意味着这个人被暗示为法西斯主义的间谍或破坏分子,《1984》的作者乔冶·奥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希腊电影《狗牙》的开场白,说的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而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乔治·奥威尔小说的叙事话语——以《一九八四》的叙事分析为例

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一大代表作，该小说为读者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极权统治下的未来之国———大洋国，在对各种恐怖景象的描述中，形成了奥威尔别具特色的叙述话语。本文以小说《一九八四》为例，从叙事视角、 讽刺艺术、风格超越和文本空间四大维度对其叙事策略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以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奥威尔小说的叙述话语。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