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认同和民族偏见的关系

在学术界,对于民族认同和民族偏见的研究屡见不鲜。它们作为衡量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得到了社会学、民族学及人类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广大学者们更多的是将民族认同和民族偏见作为两类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本文旨在从两者产生的条件、民族规范、文化适应性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族偏见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认同的逻辑——刍议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关系

政治认同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于维系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降低或节约统治成本、促进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看到,个体政治认同的实现还受到其他认同的影响,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有紧密关联,必须深入探讨政治认同与诸认同之间的关系。     

清末民国亲中朝鲜(族)垦民典型个案研究——以国家认同为视角

朝鲜移民迁入中国后,经历了中朝边界纠纷、沙俄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间岛”问题等诸多重大政治事件.面对中外不同政治势力,在不同历史阶段,朝鲜族移民在政治认同上都有亲华与非亲华派别、阶层之分,时此朝鲜移民自身也坦然承认,从不避讳,在反抗日本侵略斗争中也从未停止过对亲日派的打击.中国对于亲华的朝鲜族垦民或人士也尽己所能做到了“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如对玄德胜、李同春等人的任用与保护.因此,当“间岛”问题出现时,部分朝鲜垦民喊出表明其领土、身份归属认同的“中华之地”、“中华之民”等呼声是其真实的心声,而非取悦于清廷的应景口号.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试论澳门特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建设——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然面临培养澳门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任务,这不仅是基于殖民地历史对澳门人国家、民族认同感消极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是"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制"共处带来的新问题,同时还与澳门国民教育在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文化多元、赌权开放背景下面临的困难有关.澳门特区进行国家、民族认同建设既是适应自身政治地位变化的需要,也是妥善处理澳门和内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制度差别之间矛盾的需要.当前加强澳门特区国家、民族认同建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好经济,妥善处理与内地在经济融合中的矛盾;二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澳门人时"一国两制"政治实践的积极参与;三是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塑造和培养澳门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民族和谐视阈下整合意识形态的新视角——国家认同建构

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民族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整合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凸显。只有加强意识形态的整合,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促进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而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强化公民教育、树立主动公民价值观为发展路向,探讨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是当代国家认同的新视角。     

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并同时伴随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其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由此,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应是为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国对民族、宗教等单一文化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认同政治的视角考察

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性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基于此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使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效忠转移陷入理论上的困境。东盟一体化既建构了地区认同,又建构了东盟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南亚地区结构会不断演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开始转移,使认同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进而使效忠转移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最终成为可能。     

重构的迷失——从电影中的女性整容看当代女性身份认同危机

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的多元,整容越来越受到现代女性的欢迎.整容之风的日益盛行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和关注,电影也将视线转向了这一现象,本文拟以韩国两部有关整容的电影<时间>和<灰姑娘>为例,分析整容风行现象折射出的当代女性身份认同危机.     

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近代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及其重建--以康有为与孔教会为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儒家处于消解过程中,康有为面对不可逆转的走向世界进程,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试图运用西方的宗教资源,使儒家在脱离权力和政治领域之后,依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持.本文分析了孔教会建立过程中,康有为所受到的儒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和社会的激进思潮的双重打击,从而为我们如何认识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一种反思性的题材.     

近年来日本的中国人留日史研究动向

中国人留学史的研究始于教育史研究大家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对清末民初的日本留学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此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对中国人留日史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和《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是其代表作。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在日本,以阿部洋为首的研究团体从教育交流史的角度在中国人留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中国,李喜所、王奇生等出版的留学史专著使这一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进入21世纪,中国人留学史研究进入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国际会议频繁召开,中日学者交流领域广泛,个人和研究团体的成果丰硕。本文将对2000年以后在日本发表的论文、著作、资料目录等,分类归纳逐次介绍。     

论中国民族思想力不足的问题

衡量一个民族的思想力足与不足,不是看这个民族实际拥有什么思想,而是看其思想的供给是否满足思想的需求。中国民族虽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和思想作品,但就总体而言,其思想的供给相比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严重不足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社会中思想的生产与秩序的生产不可得兼,于是牺牲思想的生产以保证秩序的生产就成为统治者必然的选择。这样做的历史后果是中国民族几乎丧失了把握自己近代命运的思想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思想进口来弥补缺口,由此又造成思想外贸的巨大逆差和对进口思想的严重依赖。更重要的是光靠进口思想,实际效果并不好。因此,检讨思想力不足、提高思想力水平,就成为我们民族当下的一项迫切任务。     

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广大各族人民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协作、相互团结、共同反抗共同敌人的关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主流性的民族关系。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论述了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表现。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历史的悖论与民族国家想象——论战国策派的民族国家表达及其意义和局限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勃兴的一个政治文化派别,本文拟从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叙述的角度,力图发掘其对中国历史的清理和抗战建国的论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独创处,尽量给其以合乎历史的评价.他们以欧西民族国家的历史返观中国的战国时代,既看到民族国家建国的必要,又注意到民族国家将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弊端,这是他们十分深刻的地方.同时他们又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但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回到战国时代从中发掘出"力"的一面,这又与鲁迅等提出国民性的内涵明显不同.他们提出抗战建国,但又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而他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重构中国历史,也可视为回应现实的一种诉求,等等这些都使得战国策派既富有活力又充满争议.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20世纪初朝鲜人在中国的反日运动及其评价

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大量涌入中国东北,其中不乏反日民族主义人士。他们在东北各地创办学校和反日组织,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教育和独立运动。1919年和1920年,被称为反日独立运动根据地的延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龙井三一三反日独立运动"和"青山里大捷"。朝鲜人在延边等东北地区开展的反日运动,具有反日运动开展得较早和彻底、规模较大等特点,并且对全东北的反日运动带来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