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的地位

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主张通过吞食强势的文化,吸取原作的文化精华,以强化本土文化,改变自身文化身份和边缘文化的地位。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通过文本的选择、翻译标准的制定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对原作进行＂食人＂式的重写和再创作,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协商和斡旋的作用。     

论韦努蒂翻译思想与食人主义翻译思想的殊途同归

韦努蒂翻译思想和巴西食人主义翻译思想，虽然在翻译策略、理论产生环境和适用对象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翻译的目的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伊势神道与江户国学——国粹主义的放纵自赞

主张神佛峻别的伊势神道,在学问主张和精神思想上,与江户国学同出一辙.伊势神道批判佛学以期推动文化自立;江户国学反对儒学以期实现文化独尊.对外来文化的无情排斥和对自我文化的放纵自赞,可分明窥见深埋在日本文化内部神秘主义和情绪主义之基本根性.     

翻译与共谋——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译者主体性透析

翻译既是殖民化进程中殖民者维护等级秩序的"殖民工具",又是解殖民化进程中弱势族群抵制文化霸权的工具.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译者的翻译行为成为一种有明确指向性的话语实践,成为弱势族群表达文化诉求、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途径.霍米·巴巴的杂合化、巴西的食人主义及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成为主要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后殖民主义译论,为国内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致思模式.     

翻译文本中作为后殖民标志的本土文化成分

运用后殖民话语构建我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是国内翻译界正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对佛经翻译、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以及当代翻译文本的分析表明,翻译过程是本土文化的抗争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文本审视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扬弃。     

欧洲中心主义观照下的19世纪《论语》英译

《论语》英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旨在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19世纪的《论语》英译,探讨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由其带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对译者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所带来的影响。指出译者因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以及自身所持有的翻译动机和文化态度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习惯性地用欧洲文化思想的术语来束缚思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批判,从而最终影响到了读者对文本的客观理解。     

论权力差异下的“他者化表征”——《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两译本对比例证分析

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由于权力差异的存在,翻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与受统治的弱势文化间斗争的语域场。在此过程中,强势文化中的译者依据他们的主流诗学对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肆意地篡改、删节甚至添加,以此构塑其心目中东方的"他者"形象,并通过强势文化主流表征系统中的思想观念将其复制和流通,由此,弱势文化中的文学作品受到不公正的"他者化表征"。这种"他者化表征"在后殖民时期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表现形态为文本选择、翻译取向以及为翻译而写作,在林语堂译和雪莉.布莱克(Sh irley M.B lack)翻译的《浮生六记》两译本对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故此,处于非支配表征系统中的译者,为维护本族文化,应进行必要的"自我表征",即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彪炳文化差异,构建更理想的自身文化身份认同。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经典化"问题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经典化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是能够解释中国诸多文学现象的核心命题之一。经典应该是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关注时代精神,能够治愈时代精神痼疾的精神营养。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在历时上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化、精英主义、大众化"三个阶段,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强势,在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经典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以及重生。     

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建构

译者缺失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缺乏主动权,翻译方法受到主流思想的束缚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等方面.这可以归因于翻译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强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在翻译领域建立译者的话语权.     

从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角度看翻译策略

在信息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球文化日益融合。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不仅要传递语言信息,还要传递文化信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将翻译的过程定义为模因变体的过程,将目的语模因定义为"变体模因",通过分析得出"变体模因"也存在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并对"变体模因"中的强势模因给予全新的定义。然后,从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角度探讨了在翻译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异化和归化翻译方法。经过大量例证分析得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通过异化得到的"变体模因"为强势模因则首先考虑采用异化翻译方法,如果为弱势模因则要采用归化翻译方法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     

从同一到多元的历史轨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管窥

本文分析了"盎格鲁-撒克逊遵从理论"和"熔炉论"的背景、原因、内容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文章认为,美国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从强势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转型.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源于二战以后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和民权运动,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体制的多元、宗教的多元和教育改革.     

从《拿来主义》看鲁迅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以宏阔的历史眼光,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从"闭关主义"到"送去主义",以及人们在帝国主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侵略下所形成的"吓怕了"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具体说明不能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外国事物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鲜明的阐述了鲁迅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从后殖民视角看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如何捍卫弱势文化

传统的翻译理论偏重研究语言转化过程中意义的精准传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翻译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其研究焦点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翻译在殖民化和解殖民化或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后殖民视角考察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如何捍卫弱势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翻译

探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的原因,分析"自我东方主义"者们对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揭示"自我东方主义"造成了他们在文化翻译中方向的迷失,从而患上言说东方文化的"失语症".     

翻译效应学视域下中西文化互动的效应与启示——以佛教经典、《圣经》汉译和“四书五经”外译为例

翻译文化实践作为沟通人类不同文化的桥梁与纽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由于受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化主体精神的影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往往打上了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烙印。对以往的翻译实践做文化效应学的阐释,能为当今的"拿来主义"和"送出主义"提供新的视角。     

鲁迅与“拿来主义”

鲁迅不仅是"拿来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也是"拿来主义"思想的杰出实践者.在对待文化遗产以及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鲁迅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鲁迅融合创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天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回眸与反思:翻译效能及价值的再思考

翻译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将外来文化"引进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国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可谓举足轻重,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就是明证。今天,在中西文化和意识形态激烈角力的现实背景下,翻译发挥出愈为重要的功用。以史为鉴、以现实为考对翻译的本质属性、价值意义、未来"路向"及其相关因素重新审视,分析国内外中国文本外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如何利用翻译的效能和价值,实现中国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通过查阅2011—2020年相关文献，从研究方向、译介类别、翻译重难点、翻译理论研究等4个角度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文本内容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文化专有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还存在本土翻译理论应用不足、忽视译介受众反馈机制建设以及翻译高端人才培养短板等问题有待解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生态翻译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其外宣翻译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再次准确地进行意义重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从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和译本"多元共生"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用本土的翻译理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文本翻译,提出要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多模态性,达到准确的信息传递,达到生态平衡,实现真正的"译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