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现有体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为边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当前,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初具雏形,形成了主体、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协同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效能性困境和资源性困境。构建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新理念、优化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主体能力、拓展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外部环境是提升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路径。     

缅北局势负向效应外溢下中缅边境治理研究

我国西南边境和缅北山水相连,缅北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比较活跃、复杂的地区,其缅北长期冲突局势不仅阻滞了本国民主和平进程,其负面效应也给邻国边境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危及到边境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且不断向外扩展的负面效应影响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我国中缅边境治理需要跳出传统边境治理垂直思维,采用跨境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维应对各种挑战,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中缅边民流动治理研究——以德宏州为例

中缅两国在历史、地缘、文化及族群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双方以区域及全球性的共同发展为基点形成共识尤为重要。中缅边境世居民族毗邻而居,相互影响,边民流动频繁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缅边境外籍边民跨境流动中的避战边民、务工、婚姻管理、回流边民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缩影。缅北民族武装冲突长期存在的影响,中缅跨境民族人口的非法、无序流动加剧,导致非法入境、非法滞留、非法务工等“三非”问题非常突出,且有向国内蔓延的趋势,影响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从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这一现实,以更大的发展格局应对问题风险与挑战,是我国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是积极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边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在中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分布着107个少数民族县(旗)市,其县域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比较优势突出,长期以来承担着守护边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重任,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在分析边境少数民族县(旗)市经济发展特点、总结其发展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探讨边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协同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协同治理理论在治理主体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为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执政党要切实转变领导方式,更新管理理念,营造平等、包容、合作的氛围,发挥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核心作用;政府要注重协同合作,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非政府组织则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加强与政府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缓慢,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本文首先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试论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与我国边境牧区的总体安全发展

我国边境牧区所处地缘、人文环境较为复杂,自然环境脆弱,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安全问题较为突出。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边境牧区应树立新安全发展观,以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为基础实现总体安全发展。具体而言,一是注重边境牧区共有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安全;二是加强边境牧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防范外部极端文化渗透,保障文化安全;三是重视牧区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多元化,强化经济安全;四是发挥牧区传统生态文化积极功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安全。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缅跨界民族问题与应对策略

本文在梳理中缅跨界民族及其特殊地位的基础上,以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分析了中缅边境地区当前存在的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问题、毒品犯罪问题、宗教渗透问题和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等跨界民族问题,提出了慎重处理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问题、全力消除毒品问题、坚决打击宗教渗透势力、切实消解公共卫生威胁等应对策略,确保实现中缅边境地区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内涵与实现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单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由于近年来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增多,治理难度的加大,社会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在此形势下,引入协同治理理论,转变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方式,探索社区协同治理实现路径,不仅有益于社区应对当今治理的困境与挑战,更能有力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序。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中共“二大”到“九·一八”事变前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萌芽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并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成为推动我国民族工作不断前进的有力保障。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机制

中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活跃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与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新群体,其自发流动、文化差异、自主就业创业、分散居住等特点,对政府相关职能分散、多主体协同尚未完全达成的当下现实形成了新挑战,也成为当代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新课题。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推动政府职能整合、部门协同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个体间的跨界合作与良性互动,构建政府、社会、个体三 维一体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导流与城市融入机制,将有望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多民族互嵌式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影响民族关系的新因素

在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背景下,民族关系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分配、权利关系等影响,这对我国建立和谐民族关系带来了严重挑战。所以要以发展为主线,从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政治保障和社会环境保障着手,构建新形式下的和谐民族关系。     

基于通道经济的钦州保税港区产业发展研究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的产业发展存在着不足,基于通道经济的视角,要明确发展前提,即树立通道经济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发展的重点问题,即培育增长极,发挥增长极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