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种学术传统

凭借西方人类学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学派、中国经验与理论研究等多元学术传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经构建起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继英国、美国、欧洲大陆、苏联等四大研究范式之后融汇成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大学术传统,并展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逐步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作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第五大传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如下特点：历经几代学者探索新理论新方法的成果;综合借鉴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传统,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方位配套;将历史文献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相结合,具有深厚的史学渊源。     

历史人类学: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诉求

一些西方史学范式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但它们大多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不是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来观照历史 ,符合中国研究对“历史记忆”的“精致化”需求 ,日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取向     

论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特色

本文首先重点介绍了以“文化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发展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其三种典型的“发展范式”理论流派。然后,探讨了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对理论综合取向、实证方法和学科性质等进行整合的框架要求;并提出了以马克思全球发展观、中国领导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人类“殊途同归”宏观发展范式和联系中国民族社会实际的流动发展应用理论框架。最后,剖析了中国发展民族学在发展观、理论依据、全球政治视野等方面的视角特色。     

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新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构建我国民族法学基本学科和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本文所论述的民族法学虽然是法学与民族学相互衔接与交叉的学科 ,但该学科的内容主要是指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基础之上的、关于多民族国家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学说。其体系不同于过去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提出的框架结构 ,而是一门有别于“法人类学”、“法民族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学”的新兴法学学科。民族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它是在我国不断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体现了我国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

企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有所不同.这些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议题(如医学、教育等),成为探究这些领域的辅助知识,却没有改变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企业人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研究范式,在当今全球人类学中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突破人类学传统的小社会、小社区视野,学会从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社会现象;突破了僵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正在使用“连续谱”的视角;突破了人类学草根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分析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提升本学科解析当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其研究范畴扩展和深化了,其学科名称得以整合和统一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通道,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的局部突破和学科转型.近些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使之成为国际人类学新兴的研究园地.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西方民族学之传入中国

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半期才正式形成的。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各流派结合社会学学说陆续传入我国。初期主要是介绍各流派的著作和观点。三十年代以后,我国民族学者开始结合西方民族学理论着重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西方民族学通过翻译,早在1903年就传入我国。但当时是以“民种学”、“人种学”、“人类学”之名出现的。直到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才第一次使用“民族学”一词。以后蔡氏又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民族学上之进化观》,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说民族学》一文较系统地介绍了民族学的字源,     

理论创新: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进路

本文就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其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创新作了简要的论述。以例证形式提出了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理论缺失、"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及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人类学民族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理论需求和指导。学科的基础理论创新是学术的一个增长点,是促进人类学民族学创新的新路径。     

广西民族学界举行“民族学发展趋势与前景”座谈会

广西民族学研究会于6月24日召开了以“民族学发展趋势与前景”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区党校、广西艺术研究所以及南宁地区从事民族学研究、教学的专家、学者共20多人，大家就民族学的发展问题发表了意见。回、关于民族学发展方向问题。大家认为，今后民族学发展的方向，应是民族学中国化。其主要理由是：（l）民族学、人类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现阶段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是“民族传统文化…     

西方早期的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和拉采尔

人类在古代就有对不同民族的认识,民族资料与民族知识的文献积累也很早就有了,但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一般是以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的形成为标志的。在以后的发展中民族学又形成了多种分支和流派,各派都有自己的重要代表人物。 形成近世民族学科的开山人物是两位著名的德国学寿阿道夫·巴斯蒂安（1826—1905）和拉采尔（1844—1904）。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某些领域的专家。他们依靠当时的地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或者亲身赴世界各地旅行,进行人类学考察或者利用其他旅行者、传教士的游记及各种关于异民族事迹的记载进行分析研究,为民族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巴斯蒂安近于哲学家,拉采尔则近于自然科学家,他们又都是历史学家。都是从地理环境出发研究人类的。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天方典礼》的版本及整理述略

近年来国内外对刘智及其著述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刘智著作版本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天方典礼》为首部刊印的刘智著作,版本最多,传播最广。本文以各地图书馆、清真寺以及民间收藏家的藏书实物为依据,对《天方典礼》的不同版本,如清代、民国时期的各种刻本、印本、点校本,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简体字整理本、注释本和白话文本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述评,以期推动对《天方典礼》的深入研究。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吴激、蔡松年的交往与词之异同探析

吴激、蔡松年同为金初著名词人。二人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在入金前既已定交,入金后,交往颇深。以词而论,二人虽同号为“吴蔡体”,奠定了金源一代的词的创作,却因个人身世、词的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在词的创作上亦表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传统的变异性、持续性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常被视为一对矛盾体,是不可调和的。二者之间有对立的一面,但传统对现代化也有积极作用。本文从传统的变异性、持续性入手,论述了传统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点明了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说明传统与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     

犊牛肉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

本文对初生公牛犊肉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做了探讨。公牛犊肉可作为肉制品的原料向,尤其与猪肉配合使用,效果更好;一个初生犊牛可采集无菌血清800－1300ml;从犊牛第四胃中能提取皱胃酶,促进乳业的发展。小牛胸腺、肾脏、睾丸、皮等资源也可利用。     

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代绘画与流传的16种版本的<山海经图>入手,试图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追溯山海图的原始风貌;并探讨山海经图在国内与近邻日本国的流传与变异.     

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陆、海两道的密切联系,乃使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而这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而随着他们的东来,波斯地区的学术、技艺等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元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