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美姑、甘洛、越西、盐源四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自抵制高价彩礼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以来,凉山彝族彩礼经历了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过程。无礼不婚,指彩礼在凉山彝族婚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没有彩礼就无法成婚。高价彩礼强化偿付和资助功能,使其在维系社会关系、婚俗礼仪上的社会文化功能弱化。以礼入婚,是指通过对彩礼数额的调整,使彩礼在功能和意义层面发生改变,并将其纳入新的文化系统中。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动态转变,表明彩礼仍然是婚姻缔结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化价值是值得保留的。通过对彩礼功能与意义的重新整合,使之切合群众利益,这样彩礼作为彝族地方性知识才能具有兼容现代化的能力与空间。当前抵制高价彩礼的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彩礼在彝族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二者在移风易俗进程中的互动与整合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     

凉山彝族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婚嫁彩礼持续走高,特别近10年来,婚嫁彩礼已经变异为“高额彩礼”。课题组自2018年至2022年,以凉山彝族“高额彩礼”为研究对象,探究“高额彩礼”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 “高额彩礼”阻碍凉山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凉山急需进行一场彻底的移风易俗洗礼,使彩礼不再“高额”,让彝族青年走出“婚嫁漩涡”,形成崇尚文明新风、抵制陈规陋习的社会风气,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彩礼的制度机理与国家规制

彩礼是订婚时男方向女方或女方家庭赠送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一直顽强生存于民间,在国家法与社会习俗的交锋中激荡。彩礼研究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但鲜有对彩礼的国家规制问题的深入研究。男权社会下的社会化补偿、代际剥削与代际责任、两性议价能力差异、脸面和信号传递共同构成彩礼的制度成因。彩礼在国家治理中的负面影响和彩礼意义的功利性,决定国家规制彩礼的合理性。彩礼功能的可替代性和彩礼实践的情境主义,让国家规制彩礼具有可能性。婚俗改革试验区等制度试验,释放出构建新时代婚姻观的政策信号。法律应积极引导彩礼的现代化转化,淡化彩礼的补偿意义,剥离与婚约的依附关系,将其与嫁妆共同定义为男女方家庭对新家庭的均等经济支持。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凉山彝族婚姻聘礼问题初探

自现代化的宏伟叙事拉开帷幕以来,凉山彝人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作为彝族传统婚姻制度重要组成的婚姻聘礼亦呈现异化之态,高价聘礼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在“高价聘礼”背后,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自处的问题引人深思。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个案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是确保贫困群众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问题，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基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县域个案研究发现，以专业化社会组织同安置区建立嵌合关系为结构前提、多元主体协同赋能为行动策略的嵌合赋能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合作结构；同时，以安置区相关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为基本逻辑、“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的联动升级为核心取向的多元联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互动模式。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在实践层面提升了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效能与能力，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行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研究

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类型特点、独特作用和治理模式,对于优化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依据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综合性治理组织、专业性协调组织、少数民族自组织和流出地培育组织。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协调社会关系、促进资本积累和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行动路径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形成了跨时空治理模式、日常治理模式、合作式自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合法化行动、组织正式化与品牌化以及吸纳民族工作精英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和谐治理:政府治理范式的必然选择

和谐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及治理结果的和谐.其既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追求的理想治理境界,更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而要实现和谐治理,就需要在治理理念、治理行为、治理机制、治理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2013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hereafter“Decision”)was made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th C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     

试论唐朝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

唐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唐朝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契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很多契丹人成为唐王朝的属民。为了加强对契丹人的管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唐王朝对契丹人实行了设府置州、册封、赐姓以及和亲等一系列羁縻统治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为契丹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厕所的空间转换与治理

中国农村和城市普遍经历过一个从"野厕""公厕"到"家厕"或卫生间的空间转换过程,厕所成为城乡社会治理非常具有显示度的一件事。通过对云南西部和南部傣族村寨厕所问题的考察,探讨人们如何将无遮蔽的野厕空间,变成可遮蔽的家庭共用卫生间;而家庭卫生间这样的私密空间,又是怎样部分地转化成了村落共享的"公厕"。接着,通过几个城市公厕问题的案例分析,探讨在社会治理与粪便控制问题上,厕所这样的私密空间,是如何"公共化"为社会治理指标,甚至成为社会控制空间的。最后,通过城市厕所问题调研和改造的案例,关注作为社区公共空间之一的公厕,其间发生的交流和建立的人际关系,如何成为它的核心。     

Mad Max: The Car and Australi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ar is an intimate aspect of the governance of Australia. The term 'governance' is defined as the techniques used to know, order and manage individuals. The film Mad Max II: The Road Warrior is used as a prism to separate out the roles that the car performs in governance. Three roles are identified: the car as identity, the car as myth and the car as power.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o Australia reveals the car's complex involvement in Australian governance, from the knowing and ordering of others, to collective myths of possession and future prosperity, to the knowing of place from space, to the removal of indigenous childr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ar means Australia can be characterised as the petrochemical, chrome-plated cyborg republic of Oz.     

"善治"视野下的城市管理

从"善治"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城市管理的不各理之处.继而提出"善治"下法益的多元化,并从通过不同类型的组织化方式来保障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以及完善决策程序等方面入手,论述了如何在"善治"的观念下改善城市管理.     

藏区社会治理机制设计模型研究

在藏区推进社会治理对促进社会转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创建科学规范的治理机制,促使藏区传统社区参与到公共利益的协同协商协作过程中,为未来藏区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与人文环境.新常态下,积极实践藏区社会治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有效治国理政方针,直接影响藏区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本文依据社会治理理论,引入藏区传统社区的维度,构建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目的是完善藏区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参与并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融入其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管理的日常活动之中,发掘藏区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积极作用,协同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机制,协作提升藏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结构

本文按照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论规范,通过分析大量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相关经验资料,总结出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分为支持式行为、顺应式行为、规避式行为、象征式行为,由此构成了一种"冲突型的政府行为结构"。本文分析了这四种政府行为内在的生成逻辑。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特殊性,使这种"冲突型行为结构"得以形成,并被继续强化。应当在两个层次上、通过两种途径,逐步实现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政府行为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