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藏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研究

本文立足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时代背景，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为研究切入点，首先对农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内涵、文化设施建设与农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生成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解读；然后重点从原生性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再生性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西藏农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建设实践困境；最后从空间规划、资源整合、功能创新以及环境改善等角度提出了西藏农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系统建构的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基于碑刻与文书文献的清代“北侗九寨”乡村社会治理摭论

“北侗九寨”是贵州省锦屏县西北部由九个侗族传统村落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而形成的典型的侗族山地文化区。历史上该地长期为自组织的传统社会,即通过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款”“联款”组织以及寨老、款(团)首等乡绅的作用实现乡民社会的治理。清代,面对动荡的时局和诸多影响地方秩序的社会问题,基于力量对比、秩序维系和图存发展等方面的考量,“北侗九寨”地方“精英”引入国家力量,在特定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相向互动及资源的有效整合,从治理秩序乱象以宁村社环境、修路建桥以利内外交通、兴起团练联防以御外患护家园、开展婚俗改革以纯社会风气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对九寨一带的乡村治理及其秩序重构进行梳理。以碑刻与文书文献呈现出的清代西南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为个案分析,撷取可借鉴的经验,以期为当下实现民族乡村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技术赋能：传统乡村年轻女性的主体重塑——基于贵州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调查与阐释

技术是传统村落消解与重构的重要力量。性别与技术研究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村寨，强调技术对女性的影响及女性运用技术的实践，折射出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研究将传统村寨作为研究场域，以“技术—性别—社会”为研究框架，以乡村年轻女性为研究对象，结合2010—2019年以来在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的实地调查，发现技术对传统乡村年轻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话语权利、社会参与等方面，女性呈现出隐藏束缚到独立自信、家庭依附到文化载体、信息匮乏到技术赋权、边缘弱者到建设主体的主体重塑。     

“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及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人口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离退休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银龄行动”,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新生力量和有益补充。本文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探索离退休干部特有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威望优势等资源禀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的契合点,厘清“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离退休干部在四川民族地区助推乡村振兴的37份文本资料开展编码分类和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其参与动机、资源禀赋、参与行为、制度结构环境支助等主范畴的内涵、特点及互动机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认可老同志价值、探索长效科学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和激励手段、激发本土老年群众内生发展动能的对策建议。     

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

由介入到内生是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厘清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是探索艺术实践路径的前提,人类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为日常化与多元化、能动性与本质性,这是由人类学视角下乡村艺术的审美本质决定的.艺术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基于价值实现的知识性生产的永续性保护、物质性生产的生活化传承和艺术乡建是目前乡村振兴艺术实践的有效路径.大量具体案例的学理性分析是对基于审美逻辑的乡村振兴艺术实践路径的进一步确证.     

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与融合模式构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要振兴,人才必先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为当地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之作用。然而,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困境。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体现在背景耦合、目标耦合和供需耦合三个维度,通过识别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基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的深度识别,提出从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企业”联合体、“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话平台、“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技术认证平台”联盟和完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系统四个方面来构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融合模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体性的递变——基于对“土家族撒叶儿嗬”代表性传承人的考察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与乡村社会发展等领域互嵌程度的不断加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主体性逐渐从单一文化事象的承载者、实践者和传授者向传统文化传承的引领者、乡村文化的代言人和社区秩序的调适者拓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文化引领型新乡贤的特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主体性递变与非遗保护传承体系的开放性、非遗传承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紧密相关;也正是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体性递变背景下,不同文化群体在主体间性的观照中提升了文化自觉与自省,维系了非遗传承的有序状态,激发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归因论——兼议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可能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及其显著成效,被公认为走在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前期相关研究的理论线索大多建立在西方经济理性基础上,所以结论也如出一辙。即将日本乡村振兴之功,归因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路径,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型范本。然而在人类学视域下,研究农民社会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农民的总体气质与价值取向。从这一论点出发,重新检视当代日本乡村振兴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农”的文化认知与认同,才是日本乡建战略从“扶贫强国”转向“活化创生”的关键所在。而“文化归因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视野,也能促使我们反求诸己,从“多元一体”的中国农本智慧出发,探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能。     

文旅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基于临夏八坊十三巷的分析

文旅空间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重要社会空间,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场域。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来看,文旅空间生产中形成了感知的、构思的和体验的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展现了基于空间载体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逻辑层次,对于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教育实践的生活化、社区化、社会化发挥着积极作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八坊十三巷的文旅空间生产,从构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着手,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不断深化,展现了基于地区特色的实践案例与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乡土文化深厚。乡土不是乡愁寄居地，它具有实在的文化价值。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激励下，乡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土，乡土价值被重新发现、激活。乡土作为特定空间，具有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三重价值。活化传承乡土价值以促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实现：充分发掘利用乡土的物质价值，激活乡土物质资源与技艺传统，振兴乡村经济，提升乡土的生活质量；保持与增强乡土的社会生活价值；以村落信仰资源与乡土艺术资源丰富乡民的精神生活；激活乡村生态文明传统，服务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边境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特殊性。“空心村”现象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对边境安全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地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边境安全及边民的重要性进行理论梳理及阐述;其次从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产业及社会保障空心化、民族文化传承受到威胁等四种形式。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收入及生活条件多方面差距、产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再次基于边境安全与“空心村”现象的影响关系,对延边地区“空心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社会安全隐患问题加大、群众及基层组织防范意识及能力不足、社会资源难以整合、对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产生影响四个层面的问题;最后在边境安全视角下提出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提升到边境安全的高度、发展壮大农村龙头产业,促进村民就业增收、优化边民财政补贴政策,实现“人心齐,泰山移”、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社会管控工作,增强群众向心力、凝聚力、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等五个解决措施。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