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论两广事变中中共与桂系的合作

论两广事变中中共与桂系的合作王树祥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逐步认清这一形势，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这一号召不仅得到全国广大下层...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

1936年5月,蒋介石企图撤销两广籍以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以结束两广割据独立的局面。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粤桂当局不甘坐守待毙,于6月1日电呈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抗日。次日,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随机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了两广事变。对于两广的这一举动,蒋先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手下将领迫陈下野,接着集中力量进逼广西,李、白也毫不示弱,双方秣马厉兵,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但由于全国舆论沸腾,利弊得失又各有顾忌,经过各方斡旋,事变终以和平解决。对于这一事变,史学界似乎仅注其性质的探讨,而对其和平解决原因尚无专门研究,在此,我们谈谈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

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以下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使两广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燹灾难,保存了两广的经济实力,为两广后来的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保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对后来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下)

蒋介石改变初衷,李白决定苦挣到底7月13日蒋介石由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意示他在解决广东问题后,依旧保持广西现状。当时黄旭初、刘斐正在广州同陈济棠举行了两天的会议,准备即日返邕。白崇禧特电告黄旭初。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的策略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削灭异已的政策,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公开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这是继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事变的态度前后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否认中共自身依据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政策的调整是不当的,然而,忽视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共的影响,更有背于客观历史事实,本文就此问题作一阐述。     

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论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尖锐对立的“戏中之戏”里,何应钦扮演了主角。他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勾结日本侵略者,挑起新的内战,以便乱中(?)取更高的权力,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转向亲日、反共。为此,他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蒋介石和何应钦本人以及台湾学者的一些史著外,几乎有关的著述中都认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并以一得之见,就教于方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干涉与人民革命政府领袖们的投降出卖,是最后的失败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自从去年受到我们工农红军东方军在连城与闽北的严重打击之后,自知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暂时让步,已成为保持他们的实力与统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卖国残民的国民党统治的破产,全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日益增加的愤怒与反抗,和对于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使当时福建国民党     

论马嵬事变

发生在唐玄宗出亡途中的马嵬事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玄宗权威的下降,粮食供应的短缺,引发了禁军的哗变,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得到太子的支持,将禁军的怒火引向宰相杨国忠以保证玄宗的安全。事变造成了玄肃之际权力的更迭,对于肃宗及以后的中枢朝局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为“福建事变”捐躯的徐名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上海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士,在秘密同红军达成谅解后,公开揭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担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的徐名鸿,是这次事变中重要的文职人员之一,他为蔡廷锴将军在福建自创局面做了许多具体的     

变局中地方军人的生存逻辑:两广六一事变中的余汉谋

余汉谋是两广六一事变中广东政局发生戏剧性转折的关键人物,事变初起时,以陈济棠对其防范戒备,余暗中与蒋介石联络,但对投蒋较为犹疑,后在所部策动下,乃向国民党中央输诚。被蒋委以重任后,余先是成功率部入穗稳定粤局,后又施展谋智平息粤军内部隐患。粤局底定后,对于蒋为切实掌控粤局而采取的种种手段,余出于地盘私念,多有惕怵,但只能忍让顺从,甚至有主动迎合之处。余在两广事变前后的所为,反映了他在个人权欲、见识与大局走势、变化之间的权衡调适,而他在广东地位的变化,则折射出1930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进程的加速,地方势力的政治空间日益紧缩的趋势。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房成祥陕西师范大学马列部１９３６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领导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概。近年来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记述、研究评论、文学作品、影视话剧都肯定张、杨是爱国将领，但有一个共同点，...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进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和平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国民党违背诺言,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国内局势紧张,内战阴云又起.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