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本文认为，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内容有着广泛的影响。谱牒学的兴起，纪传体史的发展，人物传纪的发达，方志的形成，都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又使这个时期的史学存在许多历史的局限，影响史学的正常发展。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出版

反映郑欣教授三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术成就的《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一书最近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32万字,由18篇文章组成,主要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门阀政治,兼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农民起义等问题。对具有转折性的重要问题,如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     

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刘宋年间士庶升降与诗人心态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刘宋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瓦解，士庶地位升降浮沉，诗人心态各异，由对抗逐渐走向消解。     

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史之风十分浓郁。众多齐鲁学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他们深谙利用史学来维护门第的奥妙。"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这一时期,齐鲁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这是传统史学"尚文"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极端的表现。     

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士族.士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严格士庶之分,在婚姻上最讲门第,所以前人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时,几乎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门阀的社会,婚姻最重视门第.日本人山川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婚姻方面又最重视门阀等级.”瞿宣颖也强调“魏晋之际社会重视门第,故论婚姻必求高门,否则不为人所齿数也.”今人孙晓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婚娶重门第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晖在《古代婚恋杂谈》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发展,但并未进行理论概括,此外还有许多同类观点,不再—一罗列.如果说两晋南北朝社会上重视门阀等级内婚,我则完全同意.但上述看法似乎又告诉我们,三国时期在婚姻上也极重视门阀等级内婚,对于这一点,我则不敢苟同.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婚姻极重视门第的提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

史论即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见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随着史学的多途发展,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形式也更加多样。所探讨的问题,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多与现实有关,涉及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宗教思想等许多方面,南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史学政治化的普遍性

史学与政治不可分离,史学的政治化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史学是在政治生活中生长的;政治的发展激励着史学的昌盛;史学史上那些表面不容于政治的史学家政治情结更浓;被人们所称道似乎与政治史对立的文化史关注域外史、社会生活史和下层人民史,实际上是现代政治权力的扩张。政治是史学的永恒主题。     

在反思与批判中彰显史学理性之光——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观述评

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常使他遭学界指责,认为他有将史学研究政治化、简单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追溯其学术取向的形成过程及对其史学思想的解剖指出,施莱辛格深知参与政治实践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立场,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自觉地加以反思,形成了强调历史的学术功能,追求客观主义理想的史学观,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亦有独到见解.这使他较好地处理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     

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

从吴融和韦昭度关系的角度可见吴融的政治命运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是唐末藩镇势力侵陵帝室的结果;韦昭度之死作为吴融的重要的人生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给吴融诗歌增加了一种凝重的品格。     

政治中间层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治中间层是政治领域中介于一定的政治层级之间的中间层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话题。政治中间层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介组织、中间团体,以及经济生活中中产阶级之类的概念。政治中间层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中受到过不少思想家和学者的注意。政治思想家和学者所讨论的中间层基本结构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政治中的政治中间层是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因素,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和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性质和特点。研究中国政治中的政治中间层不仅能够有效地理解和解释目前中国政治的一系列关系和现象,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干部制度以及腐败问题等,也能够为观察和预测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提供一定的启示。     

当代德国政党法治化研究

政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政治实体,无论在选举、在议会,还是在政府组成中,政党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是制度不断改进的结果,其中,政党政治的法治化乃是政党政治发展的最重要标志。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论皮尔政治中“实用的保守主义”——兼评1846年英国保守党的分裂

19世纪英国保守党首相皮尔的政治行为模式是一种"实用的保守主义"模式。它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势力相冲突的产物。这一政治行为模式形成于皮尔对爱尔兰问题的处理,在1832年发表《塔姆沃思宣言》、1841-1846年财政关税改革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皮尔"实用的保守主义"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表明英国贵族政治已遭到严重的危机。它一方面导致保守党分裂,另一方面又为英国贵族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接口。     

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

政治和道德的纠缠贯穿于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始终.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可描述为理想主义者泛道德的政治观,现实主义者祛道德的政治观,建构主义者政治与道德合作的政治观.重新梳理和审视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对当今社会政治实践价值基础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