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以哈佛大学2007年通识教育改革为例

价值观教育一旦失去对价值立场的判断和坚守,就意味着对其本身合法性的消解.美国哈佛大学通行了20多年的“核心课程”正是由于失去了对价值立场的把握,而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而哈佛大学2007年通识教育改革正是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最新经验,建立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国家社会的合格公民的内在目标体系,并从文化信仰价值观教育、公民伦理价值观教育以及科学生态价值观教育三个方面全面推进其价值观教育体系.     

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谈谈提出“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含义

春林同志:你的信件已由《中华魂》杂志转来,来信涉及的问题也是我近来关注的。我想就你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点疑问讲一些自己的意见。(一)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据近来某些报刊上论述“政治合法性”的文章介绍,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首推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传统权威模式,个人魅力权威模式,法理权威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即统治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法律的基础之上。我认为,韦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第一,国家…     

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

韩国“5·16军事革命”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主义形态，其特征是以军事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性，以“经济第一”获取政治合法性，以专家治国提供管理有效性，以政府干预体现政策连续性，以官民合作保持社会一致性。韩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得自于早期现代化国家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受惠于官僚权威主义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     

试析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传统”理论

“传统”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针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崇尚理性和否定权威、传统的现象 ,重新诠释了“传统”、“权威”。他通过对理性与传统的关系、前见的合法性、理解的历史性等的分析 ,在“理性法庭”的废墟上营建了新的“传统”的理论。     

试析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传统”理论

介绍并评析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传统”理论。“传统”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伽达默尔针以地自艺复兴以来崇尚理性和否定权威、传统的现象、重新诠释了“传统”、“权威”;通过对理性与传统的关系,前见的合法性,理解的历史性等的分析。在“理性法庭”的废墟上营建了新的“传统”的理论。     

作为哲学问题域的价值观教育

从哲学学科的角度来理解价值观教育,就是把价值观教育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运用哲学的视角对价值观教育作哲学的考察,首先需要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反思,以此为基础,在现代性框架内,围绕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对“价值观可较吗”、“可教的价值观是怎样的”、“谁是价值观教育的合法主体”以及如何保证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实现等与价值观教育直接相关的问题进行前提性、超越性思考。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晚年毛泽东失误原因的再认识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具有连续性;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性;只能自我批评,难以容忍他人批评;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等特点,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处在由领袖魅力型权威到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对领袖个人权威的维护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认识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为新时期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提供理论借鉴.     

"亚洲价值观"再探析

“亚洲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价值观层面,该地区的人们注重勤奋、教育、诚实、自力更生、自律和履行义务；在个人和国家关系层面,强调社会的秩序、和谐、对权威的尊敬和社会道德；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重视国家的指导作用,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文化和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烟消云散,“亚洲价值观”的存在不容置疑。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庄权威的嬗变——黔渝边界J村的个案考察

“权威”是个复杂的学术概念,从权力和合法性两个要素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权威的嬗变过程可以概括为去权威化。在近些年村庄整体去权威化的大趋势下,一些具有结构和价值内涵的村庄内生性知识及其操持者,虽然权威正当性也有所消解,但却依然保留并再生着权威的合法属性。内生性权威的存在与延续彰显的是本体性价值的丧而不失。乡村振兴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的富裕、村庄的治理有效,它还内含着一套价值体系,关乎中国人基本的生存观念。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教育事实的显现

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论原则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要求把教育视为一个意义结构和生命历程。教育现象学力图克服传统教育的知识论倾向,通过去蔽揭示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促进人主观精神的生长。现象学所提出的“看教育”是在生活体验中展开的,并通过改变对人的理解方式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立足点。现象学从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的理论演进,彰显了教育事实显现的逻各斯,确立了教育的实践旨趣。     

“暂缓不起诉”制度的合法性缺失及其整合

法治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保障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一项新制度的设立有必要从法治的角度来审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维护法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暂缓不起诉"是地方司法机关创设的一项"新"制度,突破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缺失合法性。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它反映了一定的诉讼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和正当性。因而,应采取适宜措施,在实践中加强"暂缓不起诉"制度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整合。     

论物权的正当性与物权法定原则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黑格尔的意志说、庞德的社会学说、波斯纳的经济说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物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要正确全面理解物权正当性的内涵,应当从权利主体要求的有效性、权利来源的权威性、权利主体自由的重要性、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性、权利的道德性以及权利的效率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实现物权的正当性,应当将应然的物权法定化(正当化),物权法定原则对实现物权正当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物权法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物权正当化的进一步实现.我们应坚持物权法原则定的同时,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法,在法定物权不能满足正当性要求时,应当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     

论法理型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政府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权威的维系是政府首要的利益。文章着重阐述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通过对权威、权力、政府权威、合法性等一些基本概念的释析 ,以及对传统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这三种权威类型的分析、比较 ,得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是历史发展方向的结论 ,并提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为构建法理型政府权威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体性的内涵、结构及其存在形态与主体性教育

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基本概念,全面、科学、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主体性的内涵、结构及其存在形态直接影响到主体性教育的时代价值取向、影响到主体性教育的设计和实施,对此必须给以科学的解答.     

大学组织的应然理想与中国大学的实然现状

教育性、学术性构成了大学的本质属性,是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也是大学的应然理想。大学成员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角色定位影响着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而当代中国大学组织衙门化、大学价值官本位化、大学管理官僚化已经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大学出现了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大学的所作所为正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期待的大学形象背道而驰,并且因公信力持续下降而正陷入合法性危机。     

正统意识与陈嘉庚先生的政治抉择

自幼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为陈嘉庚先生形成其正统观念提供了基础。对陈嘉庚先生来说,地理一统和道德要求是判定政权正统与否的标准,特定的历史背景还使他受到汉族正统观念的浓烈影响。陈嘉庚先生的正统意识促成他从反清到拥蒋,直至最终支持共产党的一次次重大政治抉择。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