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学习哲学的

我是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的一个四级钳工,小时候由于家里贫困,断断续续总共只念了四年书,小学还没有毕业,一九四八年春天,便进入当时的中法求新造船厂(现在的求新造船厂)当钳工学徒。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我自动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后,一九五七年六月份又回到自己的母厂。我学哲学起初是不自觉的。一九五二年以前,我虽然一贯爱好读书,但是已记不起有没有看过哲学书,只记得一九五二年在东北时,一天“东北日报”刊登了毛主席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一个同志问我:“周宝林你书看过很多,这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摇头,他说:“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读完这篇文章,从此后,     

一个农民的教子"秘诀"

这次回老家,遇到一个姓包的农民,他说他的大女儿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小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我问他;“你在教育孩子上有什么好办法呢?”他笑一笑说:“我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我教孩子,而是让孩子教我。” 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要指望我教孩子,那只能是笑话,但如果不管他们,由着他们瞎混,我又不甘心。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等他们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一起学。他们每天从学校回来,我都让他们把老师讲的跟我讲一遍,然后他们做作业,我也在旁边做,弄不懂的就问他们,他们弄不懂的     

谈“长江《读书》奖”

有人问我长江集团最早是怎么找到三联的？我也不知道。听说长江集团有人看三联的书 ,包括订《读书》的繁体字版。本次奖虽是以“长江《读书》”的名义 ,但是与《读书》杂志的关系不是外边有人想象的那样是合二而一的。《读书》四个专职编辑、两个兼职主编 ,加上编务 ,一半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参与评奖的各类活动 ,而《读书》以外的三联的几位工作人员参加了“长江《读书》”工作室 ,具体组织和服务工作是由这个工作室做 ,评奖则是在推荐委员推荐的基础上由评委独立完成的 ,所以 ,名为“长江读书奖”或“长江—读书奖”“长江《读书》奖” ,《读…     

曹操重视运用历史经验

汉魏天下大乱之际,曹操用武力消灭诸雄,统一北方,并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曹操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同他十分注重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曹操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很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得到的。曹操非常喜欢读书,即使在他来往征战、戎马倥偬之际,也未有片刻懈怠。史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曹操自己也承认“好学明经”。不仅如     

曾父教子育良材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人，一生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国藩的这个好习惯，与父亲曾麟书的成功教育是分不开的。     

谭嗣同的台湾情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云 ,谭嗣同的《仁学》 ,曾“题曰‘台湾人所著书’ ,盖中多讥切清廷 ,假台人抒愤也。”( 1 ) 我认为 ,谭氏这种“假台人抒愤”的作法 ,是与他深沉的台湾情结分不开的。而形成这种台湾情结的原因 ,既有家庭的 ,即他亲爱的哥哥谭嗣襄不幸客死台湾 ;又有国家的 ,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两件事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 ,所以不仅将其写作的《仁学》题为“台湾人所著书” ,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写作《仁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 (1 857- 1 889) ,长嗣同8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有为…     

提倡活读书

书不可死读,书而死读,结果一定会连生气勃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书也读成了死书。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一则“书痴”的故事,他写颜如玉这个聪明的神女如何教书痴读书,足以发人深省。颜如玉对于经常“诵声大作”却连“生孩子”也不懂的祁玉柱,教导之方第一是不准读书,     

博取杂用 守旧出新──陈平原治学述略

一1954年出生的陈平原．也属于被“文革”耽搁了的一代．他初中毕业后当了整整8年“下乡知青”．他自己说：“我生也晚．赶不上那书肆林立的年代．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许多人家正忙着卖书、烧书．当我开始买书的时候．书店里又只有《朝霞》、《法家著作选读》之类．再加上各式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洋为中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恋农情节,向往“大同”社会;张扬“心力”,探寻“大本大源”,这些构成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纽带。一“洋为中用”立足传统文化毛泽东读书很广,经常是手不释卷。有两类书是他最为偏爱的     

活着干啥

在一次颇为丰美的晚宴上,友人笑问我:“你吃肉吗?喝酒吗?喝咖啡吗?跳舞吗?旅游吗?打麻将吗?唱卡拉OK吗?”待我一一回答都不会享受都不曾爱好时,即见他十分惊讶感慨遗憾地又问:“那你活着干啥?”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作答。 回家的路上,行人往来,万家灯火,我突然思如泉涌。撇开活着为革命、为四化、为人民、为祖国的豪言壮语,单就下班后、双休日的业余时间而言,生活的天地该是多么广阔!生活的乐趣该是多么丰富啊! 我可以读书。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科学文明的海洋,书是遨游天下的神奇之舟,书是陶冶性情的太极之炉。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惟书有色,艳于     

凿壁借光

汉朝时,有位叫匡衡的少年,非常好学。由于家里很穷,他买不起蜡烛,夜里无法读书。匡衡无法读书,心里很难受,他来到富有的邻居家,说要夜间借用一块地方读书。邻居很瞧不起穷人,对他说：“你既然买不起蜡烛,那还读什么书啊!”他听了十分气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回忆往事,悼念沈志远同志

沈志远这个名字,我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知道了。初时我不过二十来岁,精力旺盛,兴趣也很广泛;喜欢读书,几乎无书不读。通过多读些书以探求人生的道路,大约是受了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吧?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青年学生思想动荡,走到了一个四面交叉的十字路口,难免徘徊彷徨。面临烽火遍地,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冀东更进一步侵入华北大地,读书救     

萧红小学今尤在──《萧红生平考订二题》之“二题”考订

《萧红生平考订二题吸“二题”中称：“萧红没在龙王庙小学读过书”，1事实是，萧红应在南关女校念书”。①正如该题所说，“对萧红在龙王庙小学读书之事，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疑义”。确切地说，不是“似乎”而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义”，现在有人提出“疑义”了，这就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了。然而，要想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彻底弄清呼兰学校的沿革，然后根据萧红读书的具体情况才能下结论。查民国4年刊行的崇仁黄维翰所编的《呼兰府志）载，清末民初，呼兰府（包括巴彦、兰西、木兰在内）共有师范暨高初等小学对所。其中呼兰府城内有…     

汉魏子书泛称“新书”之缘起及其时代意义

汉人习惯以“新书”泛称子书,刘向也深受这一习惯熏陶,他在经自己校定的子书定稿中题上“新书”以区别于旧稿.刘向这一做法,导致后代学者在探讨贾谊著作专称“新书”的原因时,误把起源归于他.其实,汉代流行以“新书”泛称子书的风气正表现出汉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在汉代经学盛行、文学创作崇尚模拟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可贵.也许正因这种创新意识日渐加强,才会推进东汉学术上经今古文走向融合,文学上诗歌、辞赋等文学体式发生新变.     

浅论刘邦是法家

不少史学家认为刘邦治国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但我们评述历史人物,“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们认为,刘邦的整个一生都是向往法家,推行法治的。一、刘邦羡慕法家秦始皇刘邦入咸阳前是羡慕法家秦始皇的。刘邦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尝告归之田”,虽有条件读点书,但他“不脩文学”。所谓“脩”,《说文解字段注》为“脯也”,“则薄析曰脯”,即“以求尽善”。所谓“文学”,是指文献经典。意思是说,刘邦没有很好的读过文献经典,当然也不是没有读过书。《汉书·艺文志》中列有他写的“歌诗”二篇,即《大风》与《鸿鹄》就是例证。正因为如此,他对儒家等学派的思想懂不了多少。他父亲骂他是“亡赖”,虽是指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无利入于家也”,但也有读书不多之意。     

浅谈人的价值

我在前一篇读书札记中提出要研究人的内在价值。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翻阅了几篇有关人的价值的论文,由此发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首先要弄清“外在”与“内在”的划分。 在刘全复和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学三题》(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的小册子中就把人的价值分为“人对‘他我’的外在价值”和“人对‘自我’的内在价值”两个方面;周农建撰《论人的价值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一文中有一节论“外在价值与自我价值”,似亦将“自我价值”视为人的内在价值。按我现今的观点,“自我价值”仍属于外在价值,即人对自我的价值高低、大小、贵贱、重轻,由满足自身某种需要的程度(效用)来决定的。 周农建同志写道: 一个人只有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他对自身才有价值,所以有人肯定自身,充满自     

闲话读书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人们对读书的功用早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甚至演变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极端说法，将读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境地。时代发展到今天，虽然已有一代文学大师提出“万般皆上品”的说法，但是从来也没有人敢于低估或者排斥读书的作用；即或在左倾猖獗、文化遭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仍是求知若渴，冲破钦定的拘囿，偷偷地找书读。读书的乐趣，读书的功用，只有真正的读书、爱书人才能深得其中三昧。应该说，倘若剔除封建性糟粕，我国古人关于读书功用方面的议论，还是有许多值得品味和借鉴的…     

情机转得情天破──《红楼梦》成书臆测

已往诸多“红学”流派为人垢病之处，“索引派”在于附会穿凿，“考据派”在于有人转“红学”为“曹学”。本文试图从书中正文和脂批来探讨《红楼梦》之“拟书底里”。《红楼梦》（庚辰本，后不注）第２１回的回前总批中，有一首引人注目的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批语中指出，此诗“诗意骇警”，“诗句警拔”，为众多题《红楼梦》诗中的“绝调”，并指出题诗者“深知拟书底里”。这个“拟书底里”是什么？“考据派”和“索…     

理解“当代学术史”——读余三定主编《当代学术史研究》

每个读书人大都会有自己的读书习惯。多年的读书经历,我养成了“以貌取书”的习惯：先看出版社和书的印制以及著者和书名。余三定主编,六十七位学者合著,洋洋六十七万字,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毛泽东与图书资料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在他一生创造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与图书资料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图书资料成了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一、图书资料为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了精神养料　　毛泽东信仰的确立，是从阅读各种思想理论著作，对各种主义、学说作比较中逐渐形成 的。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早期的读书生活及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信仰的确立有很大影响，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