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均贫富”思想的历史演变

“均贫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同于只顾增加政府税收的狭义富国论,也与强调“富民”为基础的思想相异,属于分配领域中要求平均财富的一种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思想,又可分为统治阶级的“均贫富”和农民阶级的“均贫富”,二者有着质的差异与量的趋同。     

徐光启中西会通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四百多年前的中国,徐光启是为数不多的洞悉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能够正确对待西方的文化,敢于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可以说徐光启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徐光启身体力行,与利玛窦等欧洲学者如切如磋,融合会通,更确切地说,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     

《通志》的“会通”与“自得”

一 关于“会通之义” 郑樵一生与宦途无缘,亦终未借重皇家藏书,但他还是撰成了《通志》这部巨著。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郑樵毕生精力,也是尽于《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200卷,含帝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内有后妃传2卷,附于帝纪之后;宗室传8卷,附于同姓世家之后;四夷传7卷,置于载记之后,以及其他列传98卷)。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所综合的6种体例,略由书、志而来,年谱系年表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儒道会通与陶渊明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他所资用的思想资料就是魏晋玄学。在援儒入道、儒道会通的思想背景中,陶渊明形成了以道学为体、以儒学为用、以自然为本、以本统末的思想特征。     

《吕氏春秋》“王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针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诸子各家都曾把"王道"思想作为经世的根本道理。秦商鞅变法后国富兵强和兼收并蓄的历史现实改变了六国士人的文化偏见,同时吕不韦把握了由霸而王的历史转折并集众编书,从而形成了《吕氏春秋》的"王治"思想。秦始皇虽然没能像吕不韦希望的那样把《吕氏春秋》的"王治"主张付诸实践,但把其中的圣王说、五德终始说和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从而深深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     

《周易》重“生”美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一古代“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黑格尔的这一文化见解与美学论断,某种意义上似乎倒是特意针对《周易》美学思想而言的。尽管张政烺先生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原型是数图形卦,使阴爻阳爻象征生殖崇拜的易学观点遭到责难,但这不等于说《周易》文化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人的生殖     

“集体利益至上论”及其历史

从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史来看,集体利益至上论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才出现的伦理观念。事实上,在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集体利益至上论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价值,主张对个人利益进行节制的思想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尽管当时每个思想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价值却几乎是早期思想家们的共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思想、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关系论”、柏拉图的“理念论”,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对“整体价值”的追求,强调着集体利益的…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同光体”诗派最后的回声——诗人王礼培及其诗论

<正> 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明、清诗坛大率尊唐抑宋,到晚清“同光体”出,才揭橥宋诗,主学江西。然而,“同光体”自身的命运也不佳,辛亥以后,迭遭批判。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同光体”并出现了一些较客观的评价。但是,有些学者论“同光体”诗人只限于民元以前,认为“民国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