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日本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浅析

提起“居民自治”，也许有人会想到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或城市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其实，这里所说的居民自治，与我国的村民自治或居民自治虽有近似之处，却有重要区别。日本的所谓“居民自治”，是地方自治制度的两个构成要素之一，具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运...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

论日本行政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韩铁英顾名思义，所谓行政组织，就是履行行政职能之主体的组织。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常被视作不同的主体，国家分别用不同的法制对其组织进行管理，日本学术界亦常常对其分别加...     

论现代宪法的地方自治原则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地方自治确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文本结构上,宪法的地方自治条款通常包含总纲或基本原则部分的确认条款、地方自治制度章的重复确认条款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设置条款：宪法对地方自治原则的确认使地方自治条款具有宪法保留的效力,即使是国家议会制定的地方制度法也必须受到地方自治原则的约束：地方自治原则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和权力分立原则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关联,但它又是一项独立的宪法基本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获得成文宪法的承认,表明现代宪政主义已经摆脱单纯的国家中心主义.     

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日本关于道州制的讨论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行政体制讨论过程,实现地方分权已成为当前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最近,从中央到都道府县,从政党到经济界、智库、学界等对实行道州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制度设计方案.其中,相对较一致的观点是,废除现行的都道府县制,实行地方分权型道州制,建立广域自治体道州和基层自治体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道州制,已成为日本日本实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趋势.     

日本当代城市制度研究

日本的市制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自1947年基本形成以来，以自治为理念，以法律为基础，在兼顾地方的自主性的同时，指挥和发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对保持较小的地域差距和建设安定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介绍日本城市管理体系，包括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大中城市的管理方法、各级政府的具体的分工情况、组织结构和财政制度等，并分析该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新内务官僚的地方自治论

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潮期,地方自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以安井英二为代表的新内务官僚成为推动改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他们直面一战后日本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提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内务官僚关于地方自治的新理论:主张自治体应该重视居民福利,通过实行事业公营去除资本主义的营利性;强调通过实行地方分权消除政党政治的弊端;批判封建落后的农村寄生地主制度,主张在农村自治中重视佃农组合等。他们的地方自治论有顺应时代发展的积极一面,但也包含着反政党政治、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为日本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埋下了伏笔。     

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与监督

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对地方政府的管理是采用“地方自治”的形式进行的,但日本有自己的特点。所谓地方自治,按日本学者的解释,即地方事务不是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吏来管理,而是由本地居民及其代表机构自主管理。日本宪法规定,地方自治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能,得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条例”。一般说来,日本地方政府有相当的自治权,可以在广泛的行政领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独立处理地方事务。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制约和限制地方政府,使     

近年日本县域经济的新发展及政府的对策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区域经济。日本是单一制国家，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权分为都道府县和市町(镇)村两极。2000年日本全国共有都道府县47个，即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京都府、大阪府)、43县。市672个、镇1991个、村567个。都道府县的权限基本相同，唯有东京都作为首都稍有例外。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改革时代的村民自治变迁历程:缘起、挑战与未来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兴起,本身即是对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使然,而其兴起过程则是一种从村民自发实践到地方局部试点到党的文件规定再到立法施行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构成了挑战;作为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对策之一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更是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运行场域等多方面与村民自治制度存在差异,这实际上是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的一种过渡。     

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

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在推动地方自治上事功最著的可能就是彭真了。他一生有关地方自治的主张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此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由于阎锡山自1917年起开始在山西推动村治,山西成了全国地方自治的模范省,而抗战时的边区政府有大批山西省地方官员参与政务,使彭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作为村级建设的有效制度安排-地方自治。二、50年代。他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和居委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他在北京建立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并推行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三、80年代。彭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写进了1982年的宪法。接著,在他的执著争取下,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法》,开启了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另一契机。这三个阶段代表了彭真对地方自治的心路过程,从30年代的认识、学习,50年代的实践,到80年代的反思和重建。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是支手延续了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发展。     

教育支出与财税改革:基于日本的经验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分税制并不够彻底,省以下并没有进行分税.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建立彻底的分税制.目前,在我国还出现了分税制向分成制(共享税制)回归的趋势.我国地方财政的四层制开始出现减层的倾向,而在日本则出现了可能从两层制向三层制(所谓"道州制")演化的提案,这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启示.日本的"三位一体"财政改革,在扩大地方财权与加强地方自治的同时也扩大了教育经费支出.在这些方面日本有许多经验都值得借鉴.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述论

鉴于近代中国“民智未开”而导致革命屡遭挫折的历史教训,孙中山提出了以县为基础广泛实行地方自治的具体方案。实行地方自治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程序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击中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要害,从理论上找到了中国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正确途径。     

从农村社会分层看村民自治与配套制度建设

本文首先从农村社会分层出发，在分析了富裕阶层、村一级干部、普通村民三个主要群体之后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基层制度不配套，组织机制不健全，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讲，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形成范围广大的制度受益群体，而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也因为配套制度的束缚无法形成，因而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进程不能过分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农村基层的制度化、组织化、管理高效化与民主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民主化从来不是单方面推进的，不能把村民自治仅仅当作农村基层民主的代名词。村民自治要在中国发展与完善，一需尊重各地实际，尊重业已存在的各种发展模式；二需重视配套制度建设，把民主与健全制度、优化组织设置、提升管理效能结合起来。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与实证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二者之间关系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有必要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视角,从宪法高度提出和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在地方自治等具体问题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予以实证研究,主张应该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科学以及均衡和谐的宪政精神。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