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花关索传》这套《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第一册为《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等四种》,分为四集,在其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的末尾,刊有“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二行文字。成化戊戌为公元1478年。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就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那就是说它的成书时间反倒要比《花关索传》的“重     

敦煌文献字词考释七则

敦煌文献中“逗留(逗遛)”一词,众说纷纭.研究佛经文献可知,释为“缘由”更为合理;敦煌解梦书“表门”一词郑炳林先生释为“坟墓园林之门”,从上下文来看,应释为“旌表墓门之物”.“五翳面墙”、“阑恡”、“恩泽绢”、“女秽”诸家未释,“五翳面墙”应为自谦之词,“阑恡”为“阻拦、舍不得”之义,“恩泽绢”指朝廷布施给寺庙的绢帛,“女秽”为女人自称.敦煌愿文“绠缇”一词难解,实则“绠”为绳索,“缇”为赤色布帛,均为驱傩所用之物.     

《敦煌变文选注》校释商兑

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选注》)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至钜,被誉为“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笔者用心细读,受益良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书在文字校释方面依然有诸多漏失之处,今摘录数例如下,以求教于项先生和专家学者。     

略论唐宋爱情词

一历代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占有很大的比重,佳作不胜枚举。就诗词而言,词的爱情之作比诗还要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既“言志”又“缘情”,而词则以“言情”为主。尽管“言情”的“情”并不等于就是爱情,但它无疑占着绝大的比重。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男女情爱,相思恨别,是许多词人笔下的基本题材。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唐宋词里的言情之作看做“绮语”、“艳情”,笼统地概括为“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最多不过对它进行“雅”、“俗”的辨析和去取。1950年,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里把言情之作分为“闺     

一部高水平的讲过所制度的学术专著--程喜霖先生《唐代过所研究》读后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程喜霖教授的专著《唐代过所研究》,作为“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种。近由中华书局面世了(2000年6月版,以下凡引是书,仅注页码)。正如著者所言,该书“既是唐史的一部分,又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部分”(跋语),著名史学家和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特为惠赐序言,称其是“一部高水平的讲过所制度之书”,“诚为佳作,其对汉唐史研究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序)。老一辈史学家对该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全书25万余字,由序、     

读羡季师《小说家之鲁迅》所想到的

羡季先生在《小说家之鲁迅》这篇讲演中说: 鲁迅,在学术与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言。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这是先生于1947年在当时的“北平”讲的。我以为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在北平这样的地区的学术界对鲁迅最全面的评价。     

台湾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伐檀集》校勘举要

台湾商务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宋黄庶撰《伐檀集》诗文二卷,淮南马裕藏本。马裕所藏此集,是何版本,已不可考。《四库全书·凡例》称:“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并“论其刊刻之异同,编次增刊之始末,著是书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但我们以文渊阁本《伐檀集》(以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意境说初论——王国维美学研究之一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论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只有短暂的二十余年,但是在史学、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老实到象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郭沫若同志认为他的论著“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吴文祺先生称他是“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盏引路的明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评介

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最近出版了。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集)(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收入本集的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片20余幅。论文作者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从事敦煌学研究二三十年的教授,也有近年来专攻敦煌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科学的态度,辨识新旧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解释论证历史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现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简略评介如下:     

“中国敦煌学研讨会”在杭召开

由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于1997年9月10日至9月15日在杭州敦煌饭店举行,同时举办了“唐勇力敦煌之梦画展”、“浙江敦煌学研究成果展”.     

深厚的功力 严谨的学风——周师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读后

今年,是周一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今年一月,是先生八十岁生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也可谓是庆祝内容之一吧。这是周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年中华书局)、《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6年中华书局)之后的第三种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专集。全书收入论文、札记、书评等二十八篇,约二十五万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十七篇,是全书的主体,还有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敦煌学”九篇,最后两篇则是有关文物考证方面的短文。周一良先生1923年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师从洪煨莲(业)和邓文如(之诚)先生学习历史,所撰第一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即以北朝史研究开学术研究之先河。在燕京毕业后,周先生到中央研究院     

敦煌“变文”研究史述论

对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由于原卷残破太多,又题名杂乱,人们对其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先,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有人认为它们是“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有人认为是佛曲、俗文、唱文等,后由刘复、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先生以及日人狩野直喜、青木正儿、那波利贞、小岛祐马等先生多方考证,方认识到“变文”之名及此类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中的比重,经郑振铎先生提倡,以“变文”统称所有敦煌讲唱文学写本,得到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公认。但什么是“变文”?为什么叫“变文”?以“变文”作为统称正确与否?问题并没有解决。     

“羖羊”及敦煌羊只饲牧方式论考

“毅”即家山羊.由于南方蓄养之山羊多为黑色,故将“羖”讹为“黑羊”或“黑色公羊”.“羖”又写作“羖(羬)”,敦煌文献也写作“骨力”.一群中既有绵羊又有山羊,是牧人根据两者之习性总结出的放牧经验.其中的羖羊不仅起领头作用,也为牧人提供乳品.敦煌牧业经济中,“羖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归义军时期,羖羊约占到全部羊的三分之一.羖羊不仅提供用于精纺的羊绒,而且提供用于制革的皮张,还是敦煌乳品的主要提供者,羖羊肉味鲜美,也受到敦煌人的喜爱.     

治史贵在求是 释古贵在博通——评李衡眉先生《先秦史论集》

读李衡眉先生的《先秦史论集》(齐鲁书社1999年10月版),“令人有探骊得珠之感”(李学勤《先秦史论集·序》)。这部论文集是从李衡眉先生100多篇学术论文中选编而成,凡58篇,涉及先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李学勤先生对此书评价道:“这充分表明李衡眉教授于广博中有其宗旨,对先秦史研究有特殊的建树。”(引语同上)。“有特殊的建树”一语是中肯之论。近二三十年来,史学界在两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一是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史学理论的突破;二是以考古学为代表的各学科研究的长足进步,使方法论更完善了。李衡眉先生的论文集集中…     

渔洋诗得失管见

一、 清朝康熙年间的诗坛,王渔洋执其牛耳,主持风雅数十年,“词客名成多弟子,宫人口熟半诗篇”(《愚山先生集》卷四十一),海内士子无不诵习渔洋山人集,几乎家置一集。其标举“神韵”说诗笼罩前清诗苑。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评介

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最近出版了。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集)(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收入本集的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片20余幅。论文作者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从事敦煌学研究二三十年的教授,也有近年来专攻敦煌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其深厚的学力和科学的态度,辨识新旧出土的敦煌叶鲁番文书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解释论证历史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现就本书的主要内容简略评介如下: 1.唐长孺教授的力作《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两州府兵》,据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西州府兵的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王绩诗文集版本考

纵观王绩诗文集之整理刊刻情况,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有二卷本、三卷本、五卷本,学者对其源流多有争论。本文拟从时间顺序对其诗文集的流传嬗变进行梳理,以期方家斧正。     

钱谦益古文价值三论

关于明后期的古文,清初大诗人吴伟业《致复社诸子书》云:“至古文词,则规先秦者失之摹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归有光——作者注,下同)、毗陵(唐顺之),扶衰起弊,崇尚八家,而鹿门(茅坤)分源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钱谦益)乎!”(《梅村家藏稿》)盛赞以归有光为巨匠的唐宋派,不同明七子赝古和张溥等复社文人纤巧;上承八大家,“古文一线得留天壤”,继起并超越唐宋派的钱谦益,为明代古文作殿,站在“雄视晚明”(全祖望《鲒埼亭集·文说》)的重要地位。钱氏世称虞山先生,江南常熟人。是明清之际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