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吴越之游考论

高启的吴越之游是研究高启生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前人之说比较模糊。高启吴越之游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是游历、访友。吴越之游共两次:第一次为戊戌冬至前数日至己亥年正月底;第二次为庚子年春至当年六月前。相关诗文系年也应与此相合     

李颀吴越之游考辨

李颀是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然学界对其生平行迹却所知甚少,以至于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仍然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通过考察李颀有关的诗及其他史料,可以发现李颀曾经有过吴越之游,时当在开元23、24年(735、736),他进士初第之后不久。这是李颀生平行迹中之有重要意义者。考察他的吴越之游,不仅有助于弄清其生平行事,同时对于了解他与当时诗坛其他诗人之间的交游也有积极意义。     

高启吴越出游事迹考辨

文章从《昊越纪游诗序》来源和高启行踪两方面考察,认为至正戊戌、庚子间,高启出游昊越之说乃金檀伪托。其出游实际可考为两次,一次应在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十月二十左右至十九年己亥正月十五之前一段时间,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间。     

高启生平事迹补正

搜求考订高启生平事迹 ,考知高启除号青邱子、槎轩外 ,还有别号“吹台”。高启应为吴县人而非长洲人。至正戊戌、庚子年间出游吴越实为两次 ,第一次为至正戊戌冬至己亥春 ,第二次为至正庚子春至本年六月之前。根据考证结果 ,对相关诗歌重新编年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高启游仙诗初探

高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 ,一生创作了大量游仙诗。但他的游仙诗的价值至今未被人们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启游仙诗的分析、研究 ,揭示其艺术价值及暗含其中的诗人的精神追求     

目的犯之主观超过要素新论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表现为犯罪构成中主观要素与相应的客观要素之间的统一关系,由于主观超过要素无需存在对应的构成要件客观事实,因此,该理论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主观超过要素对不同类型的目的犯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断绝的结果犯的犯罪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因而不存在主观超过要素。以犯罪实行行为数量为标准考察主观超过要素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影响,能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关罪界之间的区分提供有益参考。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对行政诉讼目的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从实然的层面具体评判把握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以"监督权力"为其目的导向的,而现行的原告资格限制制度妨碍了"监督权力"目的导向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改造方向是把"保护权利"确定为最为根本的目的要求.     

翻译的目的之辨与本质之思

论文以辨明翻译目的、厘清翻译本质为旨归,指出翻译目的有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两个层次,前者关乎翻译之“本”,是翻译活动本己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目的,具有稳定性和恒久不变性;后者关乎翻译之“用”,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附系于翻译活动之上的目的,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在翻译活动的行为链条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外在目的是通过内在目的的实现而实现的。翻译的内在目的是“使相解”,也应该是、必须是“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让翻译活动“是其所是”的目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础和依据,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越佛教片论

通过阐析吴越佛教的有关问题，认为南方在唐末五代成为中土佛教的中心乃是吴越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吴越受佛教各宗的影响，诸宗并立，其中，法眼宗的中心在吴越后期移至两浙．吴越佛教兴盛，浙僧在佛教上有重大贡献．吴越自始至终尊崇佛教，钱■时期崇佛，是为了在国危忧惧下求取政治与精神的出路．由于崇佛与弘法，杭州自然成为吴越的佛教中心．     

再论吴越佛教

德韶入浙意味着法眼宗中心区移至吴越 ,这不仅决定了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且也对吴越佛教有重大影响。吴越前期佛教虽兴 ,但真正兴盛却在吴越后期 ,钱时期是吴越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禅教统一体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 ,法眼宗以及法眼宗中心区所在的吴越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吴文英、高似孙填《莺啼序》考辨--兼论高似孙生年

古今词学著作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表明:《莺啼序》并不是始于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吴文英始创,而是比吴文英早数年出生的高似孙。     

中国旅行社创办目的刍议

中国旅行社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创办人“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 ,它的创办主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为了挽回利权、发扬国光、辅助工商、便利旅行和推动上海银行的业务。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

洋务运动时期 ,因科举制度不能提供洋务运动所急需的人才 ,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改革科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颇有代表性 ,他们注重考试内容的时代性与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 ,而洋务派开设算学科的举措使科举改革之议付诸实践。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为日后科举变革大潮的到来作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