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吴越之游考论

高启的吴越之游是研究高启生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前人之说比较模糊。高启吴越之游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是游历、访友。吴越之游共两次:第一次为戊戌冬至前数日至己亥年正月底;第二次为庚子年春至当年六月前。相关诗文系年也应与此相合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高启生平事迹补正

搜求考订高启生平事迹 ,考知高启除号青邱子、槎轩外 ,还有别号“吹台”。高启应为吴县人而非长洲人。至正戊戌、庚子年间出游吴越实为两次 ,第一次为至正戊戌冬至己亥春 ,第二次为至正庚子春至本年六月之前。根据考证结果 ,对相关诗歌重新编年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书博鸡者事》浅析

这篇文章选自高启的文集《凫藻集》。高启(公元1336——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邱子,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朝末年,张士诚据苏州,高启挈家依妇翁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邱,授徒自给,歌咏自适。明朝洪武初年,高启被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李颀吴越之游考辨

李颀是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然学界对其生平行迹却所知甚少,以至于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仍然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通过考察李颀有关的诗及其他史料,可以发现李颀曾经有过吴越之游,时当在开元23、24年(735、736),他进士初第之后不久。这是李颀生平行迹中之有重要意义者。考察他的吴越之游,不仅有助于弄清其生平行事,同时对于了解他与当时诗坛其他诗人之间的交游也有积极意义。     

辞官与颂圣——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

朱元璋对高启有征修<元史>、超迁官秩、赐金允归的殊恩.高启自征修<元史>至洪武五年都对朱氏抱有感激之情.其辞官的愿望虽贯穿金陵时期,但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强弱有别,直接原因则是洪武三年七月超擢户部侍郎所带来的危机感.辞官后的高启对朱氏心怀歉疚,故退而不隐,诗文颂圣.因此,高启对朱元璋及其明政权并非不合作的态度,"不合作"说属于学人的误读.     

兵农合一全民皆兵——越国军事制度初探

越国兴起于春秋晚期,从一个小诸侯国到最终灭吴称霸,其发展壮大的原因除了越国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外,还应归功于军事制度改革的成功。越国实行“全民皆兵”,“兵农合一”的兵役制,而这种兵役制得以实施的经济基础是勾践推行的国家授田制。越国在军事编制上设有三军,兵种则包括水军,步兵,禁卫军,后勤保障以及地方兵等。此外,越国推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有较为完备的赏惩条例,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综合来看,勾践时期越国的军事制度在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是相当完备的,越国的军事制度是成就其后来称霸的重要条件之一。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仡央语族群的历史来源

仡央语支是侗台语族属下的一支新设立的语支,包括仡佬、木佬、拉基、布央、普标、拉哈等语言,使用仡央语言的“仡央语族群”分布在黔滇桂及越南北部地区,本文通过比较古籍文献资料,认为仡央语言与古代百越语关系密切,现代“仡央语族群”来源于古代百越.又通过与台(壮傣)、侗水、黎三支侗台语言比较,发现仡央语言与黎、临高、侗水等现代并无接触往来的语言具有许多独特的共同成分,从而确定“仡央语族群”是古代岭南一支百越人的后裔.     

唐代渤海国高氏与中原望族的关系新证

唐代的渤海国 ,是唐代羁縻州中的一员。该国中的高氏是继王室之后的第一大姓 ,其族人有不少在唐朝政府做官。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发展 ,高氏族人采取了与中原望族联姻的做法 ,以寻求发展。其结果是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了解 ,促进了大唐帝国的繁荣与昌盛     

越文化与绍兴学--越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区域文化的越文化研究,存在着越族、越国和越地文化的三种研究指向,三者各有特点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表现为无穷的魅力,也存在先天的不足。由此提出建立以“绍兴学”命名的区域文化研究体系,使得璀灿的绍兴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轨迹能够更为完整和系统地再现,提出“绍兴学”研究的价值也就在于此。     

“千古一陶朱”:范蠡兵战与商战的成功

范蠡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商业经营,也表现出他的经济思想很成熟。"陶朱事业"即范蠡的人生成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救国灭吴,施展了军政谋略;二是去越辞官,显示了人生智慧;三是治产致富,体现了经营才华。     

国家起源:一种途径还是两种途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起源研究的代表作,但它只谈到了国家起源的一种途径,即"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国家。但就从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看,表明还有另一种国家起源的途径,即在氏族和公社继续存在的条件下的国家。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审视与解读:越文化与越剧的关系

绍兴这片古老深厚的沃土养育了灿烂辉煌丰厚博大的越文化。越剧作为越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多种手段、多种形式体现出越文化的丰富内涵,该文从越文化孕育了越剧的产生,越剧对越文化的体现与解读两个方面探讨了越剧与越文化的关系。越剧在越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产生,历经发展、演变都折射出越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存续、积淀,扩散开来,最终与越文化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