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王国维词学与罗振常、樊炳清之关系

在关于20世纪词学体制的讨论中,王国维常被视为体制外的孤独行者.但实际上,王国维的词学渊源有自,且颇多周边友人的交流切磋之功,其中罗振常、樊炳清二人作用最为明显.罗振常对《人间词乙稿序》的四则批注,比较细致地揭示了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意境说的形成及具体词人的取舍上,王国维实际上是在与周边友人的交流之中逐渐定型的.《人间词甲稿序》与《人间词乙稿序》虽由王国维代笔,但也客观上记录了王国维与樊炳清两人近十年间词学观念上的往返商榷之迹.追溯王国维词学的生成形态,罗振常与樊炳清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王国维的词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早年周边友人群体的色彩,只是相形之下,王国维的词学更具体系和思想深度而已.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

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其《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观念是以唐五代词的批评与鉴赏为基础而形成的。他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则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错误的艺术见解和审美的偏见;他晚年对敦煌曲子词的认识表现了精辟的学术创见。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成就时不应忽略的。     

镜与灯：本体论视域下王国维与 况周颐求“真”词学观比较

王国维与况周颐的词学思想都有共同的词旨“真”,对赤子之心的认可、对女性真实情感的肯定、对艳词的青睐都是以“真”为旨归。然两者对“真”的思考从词学审美理想、创作方法以及情景表达的物我关系等角度来比较,有本质的不同。王国维受庄子和叔本华影响,认为词作之“境界”如镜子,是对审美客体理念以及主体心境与生活意志的再现,是以“小我”之真来追求普世“大我”的善;况周颐则认为“词心”乃向外烛照,注重词人主观情志的抒发,强调由内而外的真情流露,以“性灵”统摄“真”“善”,通过自我对客观世界的烛照来表现“词心”,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     

胡适治词的目的、方法与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词学研究与传统的词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词学研究,原不是为了词学的“中兴”,而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为白话文学提供“历史材料的证明”。但是他的研究本身,由于使用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给千年词学带来了新的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导致了词学的“中兴”。胡适对词史的分期,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与他所持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白话文学的标准是相统一的。评价胡适的词学研究,应该着眼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论李煜的前期词

李煜是五代杰出的词人,他词作极富,现仅存词四十余首。他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对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词作冲破“词乃艳科”的蕃篱,把词从花间派镂金错采、蓄意雕琢、陈腐绮靡的风气中解放出来,开一代词风,使词取得了与诗同时并存、同时发展的地位。 对于李煜的词,许多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李煜词“神秀”,并且说,“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篇,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惟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王国维高度地评价了李煜后期词。王国维以后,人们对李煜词多有评议,对李煜后期词的评价多采用王国维的说法,而对李煜前期词则贬非者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白石有格无情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白石“有格无情”。然白石之“无情”，实则为“深情”，白石“深情”却看似“无情”，与他个人身世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他清空骚雅的词学风貌的主体规定性所在，与其推动词的复雅的创作实践，与其诗教观和美学思想的实践和追求是分不开的。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韦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参考

韦伯是经济社会学中较为偏向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和社会学的关怀使他在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时,呈现出了与以往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韦伯经常参考边际效用理论,此时社会学虽处于前科学阶段,但韦伯贯彻了他独特的理想型概念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因此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关于方法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了与以施穆勒为首的主张政策论的正统保守派和以布伦坦诺为核心的力主科学论的学者都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原则.韦伯试图与历史学派和传统的边际效用理论学派厘清界限,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在于描述而非预测人类行为.但即使同样采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韦伯关注个人选择如何集合而成宏观秩序,和这种宏观秩序提供给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他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迥异的观照人类行为的视角.     

维布伦高等教育思想述评——《美国高深知识》研读

维布伦不仅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高等教育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卓越代表。《美国高深知识》是维布伦高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对知识的重要意义、大学的组织形式以及他所处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并揭示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他的高等教育观念体现了理性主义者的一种价值取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些观点从社会发展实践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审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命运

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实际上是新旧诗双线并行的,这是讨论现代诗词价值、地位和前途问题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和逻辑前提。现代诗词命途多舛,不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有"人为阻断"的因素。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证明,旧体诗词和现代社会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当代文学界要有"正视历史的勇气",理性对待现代诗词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及其入史问题。     

杜威伦理思想的重新解读

约翰.杜威是20世纪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我国却颇受争议。深入阅读杜威的原著就会发现,他的思想远不像长期误解的那样简单。他批判传统的经验论,建立了主客互动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他反对寻求确定性,认为“知”本身就是以“行”作为核心的。他在分析传统伦理学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诸观点基础上,建立了新个人主义。重新认识杜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艾略特:诗化的理性与理性的诗化

艾略特是对20世纪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他的文学理论也有独特见解,对传统与创新,作家创作的非个性化,主观精神与客观对应物几个方面有深入的论述。他的早期诗作以干枯的"荒原"和情欲的"大海"为主体意象,表现对现代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后期转向宗教,以灵魂拯救为基本主题,深沉而富于哲理。他是将诗与哲理融合得天衣无缝的伟大诗人。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