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发展趋势

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信任的经济绩效

在促进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信任的作用格外重要。信任的强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民族经济绩效的差异并制约着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承接了不同的信任结构。这里借用帕森斯和希尔斯(T．Parsons and E．Shils)提出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ialism)这对概念来说明信任结构的差别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     

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兼论中华民族到了培元固本的时候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布局,表达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培元固本的主体自觉意识.中国地域辽阔,生态复杂,民族众多.生态文明作为“人和”问题,不仅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为用,还要有各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能动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结合学科新知,将论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的区域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结合,以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为导向,构建“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中国学界、政界凝聚力量,实现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联袂建设,达成民族团结与美丽中国携手同行的生态政治学共识.     

关系取向社会的信用机制

在关系取向社会中 ,“合约信用”机制和“关系信用”机制是交易者用来构建信任体系的两种基本手段。交易者通过两种机制都可以达到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但“合约信用”和“关系信用”的形成途径、建立成本以及起作用的条件和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 ,“合约信用”机制和“关系信用”机制的运作效率和运作成本在不同环境中也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交易者将根据自身和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机制 ,这种选择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 “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 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 及“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为此,必须体悟既非自然中心主义,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以自然而 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     

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多维解读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信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信任的主客观要求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而信任又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网络、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社会资本多层次与多构面的特点为两者关系的讨论增加了复杂程度。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构面进行剖析,从个体层次一结构维度、个体层次一关系维度、群体层次一结构维度、群体层次一关系维度重新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阐释,探讨信任与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二重性”。     

试论知识的建构机制

知识是认知主体在一定认知情景下的建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存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互动”和认知“主体与社会文化情景互动”这样同一建构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的建构机制,就是知识的建构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与认知对象、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动机理。其实,这一互动机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为主体的“个性”选择和社会文化情境的“社会”选择,“个性”选择存在着认知主体的“自由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就是任意建构的结果。     

中国网络慈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主体慈善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慈善悄然兴起。根据网络慈善发起主体特征等差异,可将中国网络慈善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和“慈善组织主导型”。这三种网络慈善模式的动力机制、筹资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及信任机制等运行机制具有差异性。针对三种网络慈善运作模式的特性,通过“构建制度信任”、“建立激励机制”和推进“社会结构发展”来构建相应的长效生发模型。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老字号与国际品牌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老字号和国际品牌的品牌关系质量差异,可以进一步解读影响品牌关系质量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阶段、品牌象征价值、品牌关系规范等等。对于两类品牌来说,在与中国消费者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信任”和“社会价值表达”,因为这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最关注的焦点。只有真正地了解消费者的现实与未来需求,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评价并赢得其“信任”。     

新时期天津诗歌中的城市想象与变迁

中国新诗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迄今历史尚不足百年的新诗,其发生、发展是与现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转型相同步的。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时期,这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城市不但是各种资源集聚的中心,也是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归。     

信任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

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规范,属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它不单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有助于交易的达成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被称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化传统,以此,福山将社会划分成两种信任结构:高信任度社会与低信任度社会。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或者说是特殊信任社会。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市场交易关系,也影响人们对政策变量的评价,导致经济政策效果的弱化。我国的特殊信任结构决定了政府政策的单一性和政策效果的有限性,政策实施须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鉴于信任结构的文化属性,短期内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政府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加速某些正式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将政府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     

当代中国政府文明及其路径选择

全球化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与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政府文明从其外在结构看,它的内容涵盖社会有机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应地也跨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政府文明自身的内在结构要素内涵理念、制度、行为和主体文明。当代中国政府文明的选择路径,应当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殊背景出发,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文明的普适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前提下,实现具有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政府文明。     

寻找政务诚信建设的新视角

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政务诚信建设成为提升政府信任、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但在寻求解决信任问题、提出建设政务诚信的方案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信任,是资本精神、交换经营意识浸淫到西方社会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极具工具理性特征,不能以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信任问题的解决和政务诚信的提升,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避免资本原则和资本精神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领域的转移,摒弃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信任理解,以资源而非资本为视角理解信任、解析中国政府信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突破运动式、口号化的政务诚信建设窠臼,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化互动关系中开发、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     

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

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及相关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中国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不同单位的成员社会信任程度不同;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西北欧的国民比东南欧的国民社会信任程度更高。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产生负效应,但也取决于不同方面;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家庭结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研究对跨文化比较的启示。     

社会信任的基本形式解析

社会信任体系是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是维系现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简单阐明信任的含义及其分析维度的基础上,从信任的主体、内容、发展阶段、建立依据、真实性等五个方面,对信任的基本形式进行初步的厘清和解析,可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