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为视角的分析

分析和研究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理性观的引入,是认知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关系的重要方法和视角.通过比较考察可以发现,理论理性的法治观倾向法律万能,进而排斥和否定其他社会规范存在的意义及功能;实践理性的法治观则承认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性质上的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法律比其他社会规范在保障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方面效果更强,并认为法律只是其他社会规范不足的弥补而不是替代,且法治的进步依赖于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社会道德的完善和进步.立足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视角,对于我们认知和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形态具有事半功倍效果.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秩序与权利:对音乐历史与理性的法律思考

古代音乐与以规制礼俗秩序的法律一脉相承 ,理解音乐的发展史有助于理解法律的发展史 ,音乐的审美结构和技术发展型塑了法律的语言结构和节韵 ,法律成为保护音乐著作者权利的理性护身符 ,中西音乐的不同特性为我们正确对待西学东渐的法律 ,审慎建构中国法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法治精神的最有力行动。理性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法制文化是树立法治信仰的重要环节。优秀的传统法治因素是树立现代法治信仰的根基，而落后的法治观念则会阻碍法治信仰的形成。因此，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法治因素、加强传统法治思想的现代转型、处理好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法治思想与借鉴国外先进法治体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等，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法治信仰的形成。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理性与正义 ——解读法治的要义与内涵

解读法治要义与内涵,当以理性与正义为中心而展开.法治是理性催生的制度产物,法治为理性内核,以理性为根本,将理性得到最大化的体现.然而,法治不应仅仅停留于理性的层面.它以追求正义为终极目标,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内涵,无论是程序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内涵,均体现了追求正义的踪迹.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

在所有已知的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的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中国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法治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浅析康德哲学的理性概念——兼谈康德哲学的思想渊源

本文通过论述康德的思想来源,分析他的理性概念,试图对康德思想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康德思想的关键点是知性的"构造"性和理性(狭义)的"范导"性.理解了"构造"和"范导",则理解了康德思想的大部.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一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一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从"绝对理性"到"人民理性" ——青年马克思 《莱茵报》 时期人民性思想探析

"人民理性"不仅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明确的哲学立场,也是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以往的研究中"人民理性"要么被《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所掩盖,要么就是被德法年鉴之后"现实的人"所遮蔽。本文在梳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历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民理性"与黑格尔"绝对理性"做了比较性研究,并分析了这种哲学立场差异背后的原因,这对于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逻辑,理解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理性的"合理性"根基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根据统一于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当中,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对理性范式演进逻辑进行系统把握,不仅能够认识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结构,还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的内在根据,进而可以诠释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和现实特征。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