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活动,形成了“化人-化事-化理”的创新机制。其中,“人”是理论创新主体;“事”即实际国情,是创新客体;“理”,即理论,既是创新成果又是创新客体;“化”,是创新手段,贯穿于创新活动总过程。纵观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新活动结构完善,系统功能正常,机制健全科学,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高质高产起了决定性影响。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若干思考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文化大省”应当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卓有成效的省,是在全国文化建设方面引领潮流、名列前茅的省。广东“文化大省”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能够创建出适应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趋势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创新性机制和相应的文化生态环境;着眼于全省人民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使其居于全国前列;使文化成为新型生产力,成为综合“省力”的重要构成,在综合竞争力中居于重要地位;培育出能够发展、传播、创新先进文化的群体;创建文化创新的机制,创建富有特色的广东文化,培育新时期的“广东人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创造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捍卫者、弘扬者和培育者。建设文化大省,应当有符合科学理性的基本思路和相应的措施,要有适应文化创新的宽松的环境。     

桂林文化城的概况、历史地位及成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由于文人荟萃,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影响及国内外,被誉为“文化城”。胡愈之同志在《忆长江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这是对桂林文化城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     

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体系研究

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构建由创新力源机制、均衡力度机制、同向合力机制组成的动力机制体系。创新力源机制,是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把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启动力矢量同向强化统一于创新的社会实践,开拓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均衡力度机制,是通过“三度”均衡、“五个统筹”和“二律”和谐,有效化解社会非平衡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把握和谐社会有序稳定发展的统筹度、均衡点;同向合力机制,是通过民主执政、“人本”“公正”、“四个尊重”、和而不同,把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切积极力量同向融合起来,形成和谐社会创新发展的浩荡潮流。     

“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意义的学理阐释——兼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重大思想解放。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含由政治经济因素所构筑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包含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判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达到了新高度,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结合”内具的思想解放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根脉”的高度,通过“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有机统一,重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两翼”的动力机制;二是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视野、更加深厚的历史纵深出发,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传承发展深入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优势,拓宽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三是中华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及其积淀下来的宝贵智慧滋养,为深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无比坚定的自信源泉。     

文化也要互补共荣

文化也要互补共荣张绰（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内地有学者讥评香港是“文化沙漠”，而香港又有人回应：“维多利亚海边已经出现了绿洲。”沙漠也好，绿洲也好，这只是贬与褒的比喻，而比喻却往往是不恰切的。首先，我们要看到香港文化繁荣的一面。香港每日出版的报纸多达...     

辽宁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战略意义及其影响

国有企业改革对于辽宁这样一个国有经济发展最早、比重最大的省份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经过“九五”时期的改革与脱困、“十五”时期的调整和改造之后,“十一五”时期将进入巩固与提高的全面振兴阶段。目前,辽宁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体制机制创新初见成效。但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创新。探讨辽宁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战略意义及其影响,至关重要。     

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从经营城市、行销城市到“城市文化资本”运作

本文首次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 ,并在这一概念范畴内论述了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的关系 ,并在经营城市、行销城市理论认识中 ,升华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意义和模式。“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核心是城市文化要素的整合与创新 ,在城市文化整合与创新中 ,使城市文化劣势转化成优势 ,使文化优势要素转化成为城市的垄断性文化资源和唯一性文化资源 ,通过“城市文化资本”运作 ,创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三个新论:文化、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读《中国传统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国炎同志的论著《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本论著的诞生,焕发出国炎同志对学术执着追求的精神,这在论著的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著以三个新论为主线展开,即:“文化新论”、“现代化新论”和“传统文化现代化新论”,这三个新论就是这部论著与其他同类论著的不同之处、闪光之处、创新之处。一、“文化新论”:“人化”与“化人”对“文化”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却又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综观学术领域,文化的定义已经千奇百出,而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