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的政府管制研究

管制是以法规为依据基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行为。城市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外在性、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社会公平等方面。政府管制城市土地的方式包括对土地产权的管制、对土地使用的管制以及对土地交易的管制等。政府对城市土地管制的效果是双重的,除了在消除城市土地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外,有时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造成土地供给的短缺以及地价的上涨。市场有失灵,政府管制也同样有缺陷,现实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对同样具有缺陷的二者的权衡。     

会计信息市场的适度监管

本文从会计信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考虑到会计信息的特殊性,认为会计信息市场需要政府适度监管,而政府也只能适度监管。     

城市化路径、速度偏差与能耗效应——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视角

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路径,以及上述两种城市化进程推进速度偏差的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的能耗效应。研究发现,在5%水平下,土地城市化整体上能够显著增加能耗,而人口城市化整体上则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同时土地城市化相对于人口城市化的过快推进也能显著推动能耗的上升。相对于人口城市化而言,土地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能耗增加的主导力量,土地城市化主要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而人口城市化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认为,应当优化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布局,提升土地城市化效率,推动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协同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市场失灵与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农地价值损失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态环境重建和农业结构新一轮调整的新阶段,农地资源面临着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以及两大部门内部不同产业之间配置的更大竞争力。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在配置时往往被忽略掉,从而导致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低下。本文试图从市场失灵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市场失灵与农地非农化配置过程中农地价值损失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我国农地非农化的行为调控、实现机制及相应公共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集体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北京市郑各庄村调查

本文基于对北京市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土地资本化是城市化的重要依托。土地资本化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城市化的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它依托于土地的国有化和政府攫取土地的级差收益。另一种模式是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在规划前提下,农民集体一方面通过宅基地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发展房地产,将土地级差收益留在村庄,用于企业发展、村庄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的非农化发展第二三产业,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越来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应该研究农民自主城市化的经验、效果,客观评价它对中国农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土地资源商品化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效果的比较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土地资源商品化,二是土地资源资本化。土地资源商品化主要采用政府征地,政府进行土地开发的方式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化用地;土地资源资本化主要采用政府规划用地,土地所有权人与政府共同开发土地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方式,也就有两种模式:以土地资源商品化为主体的"土地换社保"保障模式和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重要补充的"农民留用地"保障模式。实践中,两种保障模式都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效果各异。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政策制定——以烟台市为例

土地是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重要因素,政府组织在土地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深刻影响着土地利用水平和城市化质量。基于烟台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发现烟台市在土地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土地政策制定应在理性化、规范化、民主化原则的指导下,重点考虑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控制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加大城市用地内部挖潜和加强土地生态建设等。     

烟台市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

分析了烟台市从1978年至2001年的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利用相关分析论述了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中城市化进程对粮食用地和菜地影响最大,即城市化进程对粮食用地负相关最密切,而与菜地正相关最密切。此结果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烟台市土地利用的特点和趋势,并可据此诊断土地利用合理与否。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兼论城市化的方向选择

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不仅催生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生态环境脆弱等负面影响。鉴于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本文从城市化模式的视角考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不力与以土地平面扩张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有内在联系,今后城市化应尊重"现阶段产业结构低端化、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一半左右的份额"等基本国情,并遵循"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土地市场、人口城市化替代土地城市化、不可急速推进土地市场的城乡一体化、富余工业土地存量转化为商住用地"等四项原则。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机制研究述评

城市化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在内的各类要素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与重组的动态过程。它首先面临着一个机制选择问题,这也是城市化行为取向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市场组合关系的问题。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化的行为取向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综合分析,这有助于我们研究"政府"与"市场"这两大资源配置手段的职能分工,从而为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与机制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保护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陷入两难之地。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问题,在深刻认识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城市化率的提高部分建立在耕地减少的基础之上;要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土地集约利用原理为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提供路径,强调城市建设也是一种经营土地的方法,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原则,比较城市化建设收益与耕地占用成本价值的多寡,强调运用法律的手段协调二者的关系。针对法律关于耕地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耕地产权制度不足、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激励制度相对匮乏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耕地产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础上,要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建立适度简易的土地流转制度,让耕地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加大耕地补偿力度,参考市场价格,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愿。     

基层政府“征地”行为与城市安全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而展开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基层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征地是实现城市化的必要环节.基层政府是征地过程的实施主体,本文以位于上海西郊的W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基层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分析,来认识在新的环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动机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上)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农地流转信息失灵的法律规制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信息失灵现象,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应通过信息规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修复农地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息规制的对象为市场参与人的交易信息披露行为,重点是对市场信息的优势方——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规制。在我国当前农地市场信息规制中,政府应特别注重信息工具手段的运用,以规范管理流转当事人的信息供给与传递行为。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城镇化：比较中的路径探索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2.6%,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期。但“进城易、定居难”、“发展速度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障碍。政府干预过宽、过深是制约我国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城镇化的其它因素如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这些因素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综合牵制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新的发展时期,政府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在城镇化建设中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同时改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环境责任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一味地注重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忽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使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剧、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必须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政府能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本文在探讨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主要表现以及提升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