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研究简述及其现代传承

敦煌遗书的发现,使敦煌文学一度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非遗之一。敦煌变文作为通俗文学代表,在敦煌研究学领域是最早开始,也是成果最丰硕的文本研究之一,但在艺术实践方面缺少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敦煌变文研究情况加以综述,并致力于变文的现代性传播的探索,从而使得敦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     

从敦煌写本《下女夫词》看敦煌地区的婚俗

《下女夫词》是唐时敦煌地区民众在举行婚礼时所唱的歌词。敦煌遗书有《下女夫词》八件,记载了当时婚仪的“下女夫”之俗。女夫即“女之夫”,通称女婿。但是对“下”的含义,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见解：     

南语——选自《敦煌南语文本简介》

1925年,在叙述浑末王的公主嫁与于阗统治者为后,始知有个南国的存在。参看《藏文文献资料》,第一卷,第130页和注5。1928年的《英国亚洲学会期刊》(JRAS,第630—684页)记述了南(Nam)或南巴(Nam-pa)王国、南语和南地(Nam-tig)人。材料引自斯坦因从现在著名的千佛洞石室带回来的一些早期藏文抄本,这些抄本显     

敦煌本藏文穴位图研究

敦煌本藏文穴位图残卷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医学图实物,残卷上残存两幅线描人体图,图上标有19个穴位,另有31条穴位说明。本文参考现存藏医火灸疗法文献,对穴位说明文字进行汉译,并提供了相关的文献印证和对比;在分析残存的图文基础上,对已缺失穴位图的属性进行了推测,还原出了已残缺的一幅背部火灸穴位图。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上)

敦煌吐蕃医学《长卷》是当今保存的最古老、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藏医古文献之一。该长卷共包括57条医方,有关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外科处理技术等尽收其中。该《长卷》所用的药物也十分丰富,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本文对该卷进行了藏文摹写、翻译及词语注释。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下)

敦煌吐蕃医学《长卷》是当今保存的最古老、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藏医古文献之一。该长卷共包括57条医方,有关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外科处理技术等尽收其中。该《长卷》所用的药物也十分丰富,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本文对该卷进行了藏文摹写、翻译及词语注释。     

唐代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辑p.t640号、p.t126号两份藏文手卷,是同一内容的两个卷子。 p.t640号全卷49行,缺卷尾;p.t126号全卷103行,缺卷首。这两份卷子合并起来正好是一份首尾完整的藏文佛经变文。其中,p.t640号的8—49行与p.t126号的1—63行相互重合,所重合的这部分,无论句数、字数、内容都是一致的,仅有少数字词不同,     

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

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略本,说明在吐蕃时期,藏文《心经》的流传是广本与略本并存的,并且该文本受到汉传佛教与藏佛教的重叠影响,别具自身特色,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从某个侧面说明了9世纪敦煌地区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相互影响。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编号从新0413号至新0621号,共209号,标题均为“tse-dpag-du-rayed-pa-zhes-bya-bavi-thag-pa-chen-povi-mdo”(大乘无量寿经)。据《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尚林、方广锠、荣新江著)一文所载,这些经卷的来源如下:本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宗主大谷光瑞曾三次派出中亚探险队,收集了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和文献。这些写卷运回日本后,曾于1914年8月在神户郊外的大谷光瑞别墅里,举办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写本

按最早研究敦煌石窟古藏文《罗摩衍那》残卷的外国学者有陶玛士(W、Thomas),拉鲁(Marcelle Lalou),巴比尔(J.K.Balbir),以及本文著者德庸(J.w.de Jong)。德庸除本文外尚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杨富学Ｕｉｇｈｕ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ｎｅｍｉ－ｊｔａｋａｆｒｏｍ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ｂｙＹ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Ｕｉｇｈｕ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ｎｅｍｉ－ｊａｔａｋａ（ＰｅｌｌｉｏｔＯ...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

本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并在此基础上,对残片的年代、版本、翻译方法及夹写汉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回鹘语文、回鹘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

前记《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人民创造的两部伟大的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它对我国文学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西游记》就是受《罗摩衍那》的启发写成的。《罗摩衍那》故事大致流传于公元前二世纪。因为它是民间流传的史诗,不可能确认一名作者,传说是蚁垤所作,实难相信。可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扩大而形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