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绿色规范的学理阐释与具体适用——以环境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民法典》构筑起了以绿色原则、绿色物权、绿色义务、绿色责任为基础的绿色化规范体系，实现了环境法与《民法典》在以绿色原则为价值链接、国家环保义务为宪法依据、公民环保义务为规范基础、环境侵权为关键领域四个方面的关联。绿色规范的法律适用是《民法典》所肩负的重要实践任务，具体来说，绿色原则的法律适用有赖于法官裁判理念的更新，即在接纳私权利社会义务限制理念的同时准确理解绿色原则所蕴含的环境法价值观念；物权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重点是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物权限制之间的关系；合同编绿色规则目前的法律适用意义不大，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情况将合同环保义务具体化为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必要时合同环保义务需经司法确认使其具有强制效力；侵权责任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难点是环境私益损害与环境公益损害出现客体的叠合时如何实现两者的分层救济，重点要做好与环境法机制的衔接。     

论实现新发展理念的经济法改革——以加强劳动力权的保护为视角

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需要完善的法治尤其是经济法的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表明现行具有经济行政法色彩的经济法存在不足,需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进行改革。经济法改革应在“去经济行政法化”的同时,围绕加强对“劳动力权”的保护展开。经济法应当遵循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开放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为实现市场经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出经济法治贡献。经济法改革应当尽快出台基本经济法,并将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劳动力权保护写入基本经济法。除此之外,经济法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应当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法律制度,并在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入股等法律制度中,加强对劳动力权益的保护,以利于为创新发展服务;应当参与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以利于为协调发展服务;应当通过建立激励制度来完善循环经济法等,以利于为绿色发展服务;应当完善涉外竞争法律制度,以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应当完善按劳分配法律制度、税负法律制度、国有资产经营权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等,以利于为共享发展服务。     

论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定位,在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诉求,注重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文章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为核心,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经验,充分运用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改革权限,进行相关立法和制度创新,提出若干新制度的构建建议,以期通过供给创新型法律制度,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环境保护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建设生态平潭、绿色平潭和两岸合作建设的典范提供法制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密切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认了创新者的劳动和投资,使创新成果得以产权化,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创新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创新成果得到尊重,知识财富受到保护。所以,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持续发挥作用的创新机制。     

论“禁止生态倒退”的国家义务及其实现——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鉴于历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有义务在法律层面确认禁止生态倒退原则。禁止生态倒退原则是内生于《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隐性"未列举"原则,防止国家在环境义务和责任履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甚至"不在场"。国家环境义务维度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换,可以成为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是公民环境权益的间接反向证明和镜像投映。国家应完善"水生态拐点"的制度安排,避免水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度实施出现"瓶颈"甚至倒退,从而促进我国环境法制(治)"拐点"的到来。     

论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冲突的解决——兼论我国的应对措施

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无论在基本理念或是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都是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却对国际社会如何兼顾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带来了困扰,也阻碍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面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环境协定的潜在冲突,我国应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在促进贸易自由的同时又有效的保护环境:(1)积极参与环境协定的制定谈判以推动其改革和创新; (2)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地位;(3)构建和完善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4)完善绿色贸易的其他相关法律制度;(5)完善我国绿色贸易的法律实施机制.     

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法律主体地位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被看作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为了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理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在目前"义务本位"的环境法律体系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显然只能是一个义务主体,它不仅要对排污企业承担治理污染服务的民事义务,同时还要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其通过环境治理合同与排污企业结成契约关系,共同承担治理污染的义务。第三方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拓展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内涵,弥补了"三同时制度"的不足,丰富了公众参与原则的内容。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     

WTO下构建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之分析

WTO机制有利于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其有关的环境规则又对自由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使我国的自由贸易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我国加入WTO后的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法律制度应适应WTO的环境规则,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完善环境贸易法律,积极推动我国绿色贸易的发展;积极利用WTO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强化贸易与环境执法,才能使我国的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制度供给与中国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回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是实现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绿色创新随机前沿模型和201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和比较,并着重对不同类型的制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间绿色创新效率差异较大,整体上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从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有所提高,地区差异逐步减小。（2）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与各类制度正相关;其中,知识产权、金融、环境和财政制度的影响显著,尤其是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影响敏感,而基础法律制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控制变量、要素价格和市场结构对绿色创新效率也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加入WTO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如何创新和完善

通过分析知识产权在 WTO中的重要地位和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与 WTO《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差距 ,从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入 WTO后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创新和完善的建议。     

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通考——以土地制度变革为基本线索

将土地制度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并结合目前存世的各类古籍,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经历了从西周时期相对完备到明清时期极度衰弱的演变过程,推动力则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兴起,西周时期与土地原始国有制相适应的环保法制体系开始解体;隋唐时期,新的功能被弱化的环保法制基本成型;明清时期,与高度发达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环保法制已经被极度"虚化"。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

选择沪深A股2010—2019年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保护税、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会抑制我国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35%;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前后均会抑制环保投资,跨过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仍处于门槛值左端,对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仍处于较强阶段。因此,未来要提高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企业自身意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配套政策。     

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理性思考

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保领域的基本法。随着环保领域各单行法的制定和修订,环境保护法的缺陷表露无遗:内涵缺位、形式错位、制度滞后。环境保护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其基本法的性质要求对环境法律进行整合。西方发达国家都成功地进行了整合性的环境立法,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共通原则制度已经确立,立法技术渐趋成熟,所有这些都为环境保护法修改提供了可行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存在政策法、环境法典、基本法三种立法模式。相比之下,基本法模式是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必然选择。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及实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强化全链条保护;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倡导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该理论是马克思创新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发展了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汲取了中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精华,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实现路径包括：科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重视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监督与管理;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注重风险防控;践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责任和使命,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民法典》绿色原则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司法适用

《民法典》是一部以《宪法》为根本遵循,以绿色原则为基本指引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绿色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已成为中国21世纪的时代主题。确立绿色原则体系是民法典的使命担当,绿色原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点,确立了新时代的价值判断准则,为私益与公益奠立了双重保护原则。绿色原则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了民法依据,规范了义务约定和强制使用路径,绿色法定义务是对合同制度的创新与调整,侵权责任为生态环境损害拓展了权利救济空间。《民法典》绿色原则保护生态环境的路径是:绿色原则为生态环境诉讼提供制度基础,为侵权责任制度全面实施提供法治保障,为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提供损害赔偿依据,是推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的司法保障。     

我国冲破外国企业专利技术设围的法律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了大量专利,逐步形成了对中国企业的专利“包围圈”。本文 分析了中国现阶段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状况及欧盟与美国的立法经验,提出了冲破外国企业专利技术设围的 设想,强调制订反垄断法并处理好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充分借鉴欧盟竞争法关于限制知识产权采取的 一般禁止与豁免和单独豁免以及美国的评估分析方法及法律适用原则;及我国企业应利用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自 身利益等。     

挑战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包括绿色关税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绿色环保标志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补贴制度等.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的影响有利有弊,它貌似合理,实则很难应付.挑战绿色壁垒,我们应采取的措施是加快环保立法,严格执法;培育绿色企业,组建绿色企业集团;以诚信为本,克服短期行为;利用国际环保公约,应对"双重标准";充分发挥"环境外交"的营销作用;充分利用国际机构的"绿色援助".     

完善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设想

绿色消费的实质是可持续发展在消费领域的表现。我国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缺乏体系性和科学性;企业法律制度中缺少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制度;政府采购法中缺乏政府采购绿色标准;绿色认证系统混乱;缺乏绿色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因此,应完善与绿色消费相关的税收制度;完善企业行为法律制度,促进绿色营销与绿色消费;完善政府采购法,促进政府进行绿色采购;完善保护绿色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建立完善的绿色认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