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令改正的行为性质及其价值实现

责令改正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实效性特征,成为了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执法手段,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责令类行政处罚的扩容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责令改正的性质缺乏共识,使得其存在法律规范难以界定,法律适用混乱的问题,进而影响了责令改正的价值实现。因此,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对责令改正的类型进行梳理,进而对“适用于行政处罚做出之前”与“适用于行政处罚作出之时”责令改正的不同性质进行探讨。最终明确责令改正的实体规范、规范责令改正的执行程序,推动实现责令改正的应有价值。     

“责令改正”及其相关行政决定的性质认定

"责令改正"及其相关行政决定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其性质的认定应在对被责令改正的具体内容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对被责令人产生的最终影响综合考量。若被责令停止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本身及被责令消除的违法状态可予以独立消除时,该决定在性质上属行政命令;若被责令停止的行为属于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的延伸范围及被责令消除的状态属于因与违法状态不可分而被共同消除时,该决定在性质上应属行政处罚。     

论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制度的分裂、统一与完善

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二者本质同一,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要求特定行政违法责任主体就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行政法律责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意思表示。但是,我国现有立法对二者作出了本质相异的错误认定,且此项认定引发了二者程序规范体系的二元分裂与二者自由裁量规范体系的二元分裂。这三项问题共同铸成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制度的二元分裂格局。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将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合并为一元的行政责任命令,将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程序规范体系整合升级为行政责任命令程序规范体系,将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范体系整合升级为行政责任命令自由裁量规范体系,从而将内在分裂的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制度整合升级为统一的行政责任命令制度。     

息诉止争“温柔”化解“民告官”——行政争议调解机制的温州实践

正因天降暴雨,温州某建筑工程公司在夜间赶工,其间噪音超标,遭群众投诉。鹿城区执法局依据法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而该公司认为暴雨为不可抗力,对处罚决定表示不服,遂向鹿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办法官在接手案件后,着手抚平     

论食品安全领域权利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或推定的权利救济途径来看,事后救济明显存在不足,预防性行政诉讼尤显必要。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前提是明确其与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成熟原则的矛盾与联系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相对人在以下两种情况应该有权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一是食品安全主管机关拟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二是行政机关公布有毒有害食品信息可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环境修复的司法裁量

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损害所提供的法律救济,其目的是通过责令造成环境损害的责任人采取环境综合整治措施恢复受到损害的环境的功能和价值。近十年来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案件的增多,环境修复这一法律救济形式才进入法院司法裁判的范畴。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涉及环境修复的司法判例的考察,认为法院关于环境修复救济措施的探索对于丰富环境司法实践、完善环境损害救济很有积极意义。但是法院做出的环境修复决定也存在着法律依据欠准确,标准不统一,责任方式、修复目标和方案缺乏指引等问题,故认为为了改进环境修复的法律实践,必须完善环境修复立法、标准、程序和协调机制。     

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但并非完美,除了未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到环境侵权外,还存在着未区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过于粗放以及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应环境议题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环境侵害救济法>,全面规定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社会化救济、行政救济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尤为亟需.     

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缓期执行”——比例原则的视角

国家环境保护部对广东电网公司违反环评及“三同时”制度的行为作出责令停止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又因涉及公共利益而予以“缓期执行”。此种基于法益相称性的考量而在行政处罚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所作的合比例调整，体现了比例原则于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这一过程中公益衡酌的引入也成为比例原则拓展自身内涵的重要理念创新。     

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刍议——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文章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来谈论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     

“解释论”语境下的环境侵权私法救济 ——以《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设专章规定了环境侵权责任,为环境侵权的私法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这些规定显得比较粗疏、比较笼统。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这些规定,是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解释论"语境下的环境侵权私法救济》一文从解释论的视角,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第三人过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可实施性,为环境侵权的私法救济提供参考。     

德国环境侵权赔偿限额制之本土化研究

德国立法者基于对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利弊进行全面分析和比较,并且综合实际运行效果,终于放弃了完全赔偿责任。1991年率先推出了环境侵权赔偿限额制度,其目的兼顾了企业的生产发展与受害人的利益,辅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我国环境侵权赔偿制度在实施中也产生了与德国当年相类似的问题,加之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对于企业的行为自由与受害者的权利救济更需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就更需对德国环境责任法相关规定的借鉴,从而使环境侵权赔偿限额制与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制度本土化。     

环境公私协作的法律风险识别与救济机制建构

环境公私协作是公私协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行政任务契约化的具体展开形式。由于环境公私协作运行的社会环境复杂、涉及利益主体多元,在实践中极易产生诸多法律问题。针对难以防控的法律风险及利益纠纷,必须从公私协作的目的出发,以"促进合作、防控风险"为主要导向,着力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的控制及私权利的规范,在法律风险的类别化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诉外救济机制为主、诉讼救济机制为辅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资料库

侵犯妇女政治权利应负什么法律责任? 妇女的政治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侵犯妇女的政治权利要负法律责任。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对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该条还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46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论环境侵权的排除危害责任

排除危害是环境侵权中一种积极预防性的救济措施.环境侵权本身具有特殊性,加上我国现实环境不乐观及法律规定欠完善,排除危害责任在实践中形同虚设.有鏊于此,应该引入利益衡量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和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环境侵权责任构成的适用争议及其消解——基于432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是建立在统一的“污染”概念之上,对各类污染行为一体适用统一的规则。但基于对《侵权责任法》生效7年间432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在环境侵权司法实践中,无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并未得到统一适用,损害后果也难以运用传统损害的形态和手段加以量化和救济。其原因在于,对“污染”概念不加区分有违环境致害的科学机理,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律制度也难以契合环境侵权的演进规律,试图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救济范围更是侵权法不可承受之重。相应的对策是,重新建构环境侵权的归责体系,并发挥不同法律部门的制度合力对生态损害进行救济。     

论我国地方立法中设定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处罚法》是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由于行政处罚种类单一、地方立法权限不足、"不抵触"原则把握不精准等原因,导致地方立法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出现重复立法、突破《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创设权限以及对处罚种类的运用不平衡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修法时,应围绕变更行政处罚种类的表达方式,适度扩大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和厘清"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三方面对其相关规定加以完善.     

论消防行政处罚案件强制执行

相对人拒不履行消防行政处罚决定所规定的义务,公安消防机构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力,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出现拒不履行的情况,都须申请法院来强制执行,行政效能大打折扣。笔者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消防行政处罚案件的强制执行制度的构想,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建立和完善该制度的条件、程序、措施、救济办法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资探讨。     

反思与超越:环境侵权救济的内在机制诉求辨析

我国现行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被定位成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救济机制。这种思路下的以私权救济为核心的制度设计,难以契合环境权的公权与私权的复合性,也不能应对环境侵权行为致害机理的多元性。因此,必须在辨析环境侵权救济的内在机制诉求的基础上,相应予以完善。从内在诉求上考察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在价值选择上要彰显公益性和社会性,在方法适用上要注重在适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特殊制度创新,从本质上看它需要处理多种类型的权利冲突,在表达方式上是以纠纷解决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