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水资源被视为一种战略性资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河流共享国之间因国际河流水资源产生的争端与日俱增。其中,流域各国国内需水供不应求、国际河流不合理开发和分配、国际河流水污染严重以及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增强等现象是水争端现象产生于河流共享国家间的原因。水资源争端具有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争端对河流共享国之间的政治、流域各国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冲击。     

中国国际河流争端解决的困境初探

国际河流的水资源通过自然越境而打破流域各国领土的完整性与封闭性,国际河流的争端对于任何一个流域国都是不可避免而又复杂多样的,如何应对和解决既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间博弈的过程,也是多种渠道并行不悖的合作过程。就中国国际河流利用和保护所面对的局势加以探讨,提出中国国际河流争端的求解途径。     

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研究: 研究进展与评述

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跨界特征和共享特征使得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必须始终面对利益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理论因关注跨界问题而经常被运用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梳理并分析其中的研究进展,即:流域治理理论在国际河流合作开发中的适用性、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治理主体分析、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政策与机制研究。这3个方面的分析与评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流域治理理论与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的研究交叉特征及发展方向。     

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湄公河流域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开发利用力度最大的国际河流,由于各流域国对水资源利用诉求差异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引发了流域内外各方力量的关注。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利益分享理论,通过对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开发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分析,找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契合点,从利益分配、利益约束和利益补偿3个方面构建了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期为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冲突的避免和解决提供参考。     

我国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之路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量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利用国际河流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分歧与争端。目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采取国内私力救济和外交手段,但是单纯依靠友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实现国际河流的最佳利用,也不能避免跨界水纠纷的发生。国际河流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跨国的政治属性,要求流域国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和利用,综合利用国际合作手段、组织手段、条约手段、外交手段等才能谋得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国际水法中的合作原则及其对我国水资源保护的启示

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缺乏的今天,国际合作原则作为国际水域内各国的行动指南,探讨该原则对我国保护和利用国内水资源有重要启示,可为立法、政策提供依据.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

西北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对西北地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其流域内气候、地理、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全国性水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对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的调节不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与外流河流域相比的整体差异性、其内部的整体相似性,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制定一部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专项基本法,并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提炼和构思西北内陆河流域资源保护基本法。     

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国际法基础

国际河流治理的核心是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各国需要在国际法基础上优先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进而实现对国际河流的有效治理.尝试探析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国际法基础.文章简述了国际水法与国际分水条约的现状,并结合国际水法具体条文与国际分水实践,分别论述了国际水法中的分水原则、分水原则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以及在分水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各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水资源贡献量指标尝试考虑中国国际河流的分水问题.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法律性质的理论探讨

在国际流域资源的利用及保护中,各流域国极力争夺开发利用权,却怠于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导致国际流域水量短缺、水质污染、水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重.设置有效的制度约束生态损益行为,激励生态增益行为,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必须厘清.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这种财富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物质财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富即生态财富.要保护这一共同财富,需要在国际水法中,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及协商原则等为指导,建立和完善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和对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     

国家主权视阈下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法律理论的重构

基于其"共享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跨界水资源的水权性质应界定为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其不是跨界水资源主权,更不是基于国内物权理论构建的跨界水资源所有权,应当属于流域各国对跨界水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限制主权理论因忽视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在实践和理论中都面临着困境而应被摒弃。随着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法律化,在明确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的前提下,共同利益理论作为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根本解决途径,应从跨界水资源保护相关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维度予以构建,与之相关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制度、程序等方面,这也是未来跨界水资源理论发展的新课题。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河流合作——以中东两河为例

国际河流的地缘政治属性决定了国际流域国家之间必须采取合作的政策才能维持和促进地区安全,即使在那些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国际河流水资源也在客观上成为国家间战争的阻却剂,起到了维持地区稳定大局的作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处理两河问题的主要外交政策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例证。国际河流合作不但是解决国际河流争端的最佳途径,而且还可以成为通往全面合作的桥梁。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对我国新疆地区用水安全及工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作用,然而作为跨界河流,中国与其下游哈萨克斯坦在很多利益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国的合作开发面临很大挑战。通过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目前相关合作现状的研究以及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用主体及其诉求的分析,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理论模型。     

南极资源利用与中国参与——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分析

南极资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国际公共资源的南极资源其利益可以由全人类共享。各国在南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贯彻自主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一系列多层次的南极资源利用的制度规范,规制各国的机会主义行为,是科学利用南极资源、避免“公有地悲剧”的有效途径。南极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作为南极利益的攸关方,当前中国应当从供给新制度、增强可信承诺以及强化监督3个方面积极维护国家南极资源权益。     

我国国际河流法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缺乏系统的国际河流法律理论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在价值取向、法律理念、以及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国际河流法就是国际间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与保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的各种河流协议。我国应该积极与周边各国协商缔结各式各样、针对不同需要、解决不同问题的条约,并可考虑牵头缔结泛东亚区域国际河流公约,补充和完善国际河流法。     

欧盟航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评析及中国的应对

2012年1月1日起欧盟通过征收航空碳税的形式将民用航空领域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之中,这一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欧盟这一单边、强制性、未经其他国家同意的做法违反了规制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违反了规制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不仅损害了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成果,也侵犯了非欧盟国家的合法利益。面对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已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亦应当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在公平原则下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各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义务分担应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以体现公平性。按人均累积排放趋同原则分配和使用全球碳排放空间是公平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发达国家的高人均排放过多占用了全球的排放空间,严重背离了公平原则,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公平发展的机会。由于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发达国家过高的人均排放仍将进一步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因此,2012年后发达国家必须进一步深度减排,以为发展中国家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也必须依照《公约》的规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我国当前面临对外争取排放空间、对内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在对外维护我国公平发展权益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英国学派中的基本制度概念与国际社会观念的关联：共识与争鸣

基本制度概念是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英国学派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英国学派的制度概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忽视该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上的认识差异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英国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的理解上虽然存有一些共识，如基本制度包括宪政性制度和共处制度两个层次，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宪政性制度，外交和国际法等共处制度是从主权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在基本制度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互动的认识上，尤其是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而这些分歧是导致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存在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基本制度概念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争论，对当今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国际海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困境与原因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大会宣布国际海底及其资源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制定出国际海底制度并纳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此后该原则逐渐被削弱并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有三:国际海底活动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工作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新自由主义"主导国际经济观念以及国际社会对海底的关注重点向生物多样性问题转移。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