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强县”改革的地方试验与路径选择

我国六省市"扩权强县"改革坚持了"分批扩权、协调扩权、依法扩权、规范扩权"等原则。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实践,存在如下问题:部分试点省市县改革思路不清晰、路径不明确;部分省市政府实质性权力下放不够;部分县级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不科学、不全面;部分县级政府业务管理水平低。推进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应做好"扩权强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推进实质性扩权,加强考核和监督,设计科学化的指标体系,强化对县级专业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撤县建市”提升了地方绩效吗——基于广东省73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一个有效的行政体制.目前,我国多个地区正探索“省直管县”、“强县扩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期通过制度上的深化改革与经济管理上的扩展权限,使得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更具活力.类似地,我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掀起一波“撤县建市”的行政改革热潮.以广东省73个县(市)1985-1999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倍差法和类倍差法检验此次改革的政策绩效表明,相比于没有发生“撤县建市”的县域,发生了“撤县建市”的县域虽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和预算内财政支出,但却未获得更高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从而引发耕地快速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该项改革停止.     

走向省直管县体制：广东的路径选择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市县矛盾加剧、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等主要问题,推行省直管县是克服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市管县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省直管县,城乡分治,实现市县在法律关系上平等,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地级市集中精力治理城区,县专心致志治理乡村。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在全面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第二步,稳妥推进省直管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到行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实行市县分治,并相应调整行政区划。第三步,完成地级市改革。重新定位地级市的角色,适当合并地级市,并优化其组织机构。     

行政区划改革:焦点、态势及走向

行政层级过多、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乡镇政权出现治理危机以及“行政区经济”对区域横向合作的阻碍,是目前行政区划存在的焦点问题。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强县扩权、撤并乡镇和破除行政壁垒。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区划改革实践,结合“十一五”规划精神,未来行政区划改革总的方向,将着眼于减少层次、调整幅度、转变功能、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以及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增直分省,弱市强县,乡镇自治,区域发展统筹规划,是未来行政区划改革的模式选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对于管制型政府,这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新的行政价值选择和制度设计。要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而复杂。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服务型政府建设。     

略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与可持续性取决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我国相对较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意味着未来30-40年仍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和资本要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说明未来技术进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增强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治理能力,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这些因素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的基本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缩短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但无法实现跨越式的转变。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公民养成的互动方式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公民养成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出并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及其机理是当代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发展的需要.生态型政府以生态教育感化方式奠定生态公民养成的根本基础;以生态市场激励方式强化生态公民养成的动力机制;以生态法制规范方式提供生态公民养成的法律保障;以生态行政指令方式创造生态公民养成的政策环境.而生态公民以生态保护实践方式适应生态型政府构建的职能转变;以生态经济活动方式配合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经济战略;以生态文化传播方式服务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文化目标;以生态政治参与方式确保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健康发展.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困境与出路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迅速,直管县示范作用不断增强,政府行政效能明显提高等方面。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省直管县的实权权限配置不公、权限承接困难、权限被分割及受到省辖市的压制、司法体制不顺、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缺乏明确的退出机制等诸多困境和问题。深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强县扩权,真正赋予省直管县更多的自主权;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支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改革法检两院体制,确保司法体制独立顺畅;创新省直管县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机制;推行省直管县退出机制,将个别县的管辖权回归省辖市;实行"市县分置",建立省直管县和省直辖市管理体制。     

论服务行政理念下的行政规制改革

服务行政现象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发展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服务行政理念对我国行政规制的影响主要是规制视野的转变,即从"管制"向"服务"转变。传统的行政规制侧重行政主体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与控制。服务行政理念下的行政规制改革要求行政规制从以行政主体为中心转移到以市场主体为中心,行政规制的职能更加侧重服务。行政规制改革视野转变不仅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应当积极构建与服务行政理念相适应的行政规制运行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     

澳门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制的完善

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广泛运用行政法规制定权,推行政府政策,立法权弱化,甚至出现行政控制立法的情形.为抑制行政扩权,澳门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对行政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澳门立法会制定《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的法律,但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扩权的问题,澳门行政主导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变数.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建立议员与政府合作提案机制,改造法官评议会,是进一步完善澳门行政主导制的必要之举.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山西省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实施以来,山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在规范行政决策法治化、营造依法行政的社会氛围、加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山西省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依然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权力观教育活动的开展、行政监督体系的完善,以及以实效为核心评价标准的考核体系的建立等加以解决.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规制与法治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全面有效的规制。广泛存在于行政活动各个领域的行政裁量权的规制也因此变得尤为重要。法治政府要求行政裁量权合理受限,而通过规制行政裁量权可以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制行政裁量权,需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界定,并分析行政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规范主义进路与功能主义进路是规制行政裁量权的两种基本模式,而后者具有的多重优势更适宜作为我国行政裁量权规制路径。要建立以行政自制制度为基础的多元化的行政裁量权规制体系,从而对整个行政过程的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规制,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乡村关系对村民权利约束问题探讨——以行政化和放任型乡村关系为例

相对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而言,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属于非典型性的乡村关系,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制约了村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自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要充分实现村民的各项权利必须转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为健康协调的乡村关系,其主要对策是完善法制、深化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提高农村干群的思想观念及素质.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数字时代版权困境的突破与化解——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行业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版权也不例外。加强和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障在数字时代是大势所趋。这具体包括完善行政立法、扩大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护范围,推动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互动,完善政府职能,加强行政指导等措施。在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潮流中,履行应对数字化时代版权困境的政府职责。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别无选择地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为适应这一需要 ,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 ,努力建立廉洁、高效政府 ,大力推进行政管理法治化进程 ,高度重视培养和造就世界一流的政府管理人员 ,从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廉洁、高效、法治、有权威、有能力的政府。     

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还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治理顽疾。在我国积极构建节约型政府进程中,虽然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在聚集普遍性、非法性、非公开性、灵活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于一身的“潜规则”情态下,依然面临着制度缺失致使权力异化、观念障碍导致认同困境、监督主体责任致使监督走样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价值取向纠结等多重困境。要破解诸此困境以寻求治理出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并致力于夯实群众对节约行政成本的认同基础;同时不断加大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力度,确保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而且还需不断提高民众的综合监督素养,并注重运用一定策略来排除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的价值困扰。因此,潜规则情态下地方政府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需要一个整体性治理的过程。